*文中所有对话请自动代入粤语
一九九五年七月的一天，家里的电扇送去修了，我实在受不了房间中的闷热，一个人拿着蒲扇跑到出来，抱着栏杆发呆。
“喂，小鬼，你在想什么？”正想着该怎么说服妈妈多给些钱明天在校门口买个鸡蛋仔吃，一道清脆而娇媚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声音的主人此刻站在我的旁边，她脸很白，应当是涂了粉，嘴唇很红，右眼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头发烫成时下流行的大波浪，双手放松地搭在栏杆上，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香烟。如果不是她还穿着睡裙的话，看起来会很像画报上的电影明星。
“我知道你！你是阿泽哥哥的老婆。”住在203的阿泽哥哥三天前结婚，每户都亲自送了喜糖，我记得她当时挽着阿泽哥哥的手，穿着旗袍，妈妈从她手中接过喜庆的红盒子，拉着我连道“百年好合”“早生贵子”。那盒喜糖也在当晚被我全部吃掉了。
“记性不错嘛。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看着外面发什么呆啊。”她的纤纤玉指来回摩挲着那根烟。
“没发什么呆。你要点吗？”我指了指她手上的烟。
“废话，你在这里，我点什么点。”
“我爸以前经常在我面前点烟的。”
“你爸人呢？”
“他在监狱里。”
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后又恢复正常。我们之间沉默了片刻，她又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钟伊敏。你是不是还要问我几岁？我十岁了。”
她笑了，笑的很好看，像楼下花店卖的玫瑰。
“还是个聪明的小鬼，”她敲了敲我的额头，“那聪明的小鬼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觉得她实在是个奇怪的大人，小孩子怎么能明白大人在想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大海？”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刚好能看到大海，于是我随口一猜。
她瞪大了眼睛，低声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露出十分不可思议的表情。“你是会读心术吗小鬼？我真的在想大海诶。”
“真的吗，我随口猜的。”我有些骄傲起来。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想大海吗？”她又抛来另一个问题。
“…我猜不出来了。”
“因为我想去看海。”她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望向更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应该不是眼前的海。
“那你直接过去就好了。”我指着前方的海水，有一艘刷着绿漆的船刚好经过，引擎的声音传到我们耳边时已经被空气截掉许多了，闷闷的，跟天气一样。
“海？你这叫海？香港的海才不是海呢。我想看的，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旁边要有金黄的沙滩，成排的棕榈树…总之不是这片海，是洛杉矶那种的。”
落山鸡？怎么会有地方起名叫落山鸡啊。我憋着笑问：“你去过‘落山鸡’吗？”
她没看见我脸上的笑意，低着头认真地回答：“没去过，所以才想要去啊。”
“那你怎么知道那里是你说的那样子？”妈妈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除非亲眼所见，不然不要断定它是真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流言和骗子。
“我就是知道。”她又转过头来，笑着看我，但却不像是在看一个字都没识全的小学生。
“好啦小鬼头，你是不是还要作业要写？你进屋去吧，关好门，我真的忍不住要点一支烟了。”她的打火机已经在她手上关上又打开好几次，金属盖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比爸爸每次点烟前划火柴盒发出的摩擦声要悦耳很多。
“不要叫我小鬼头，”我认真地看着她，“叫我伊敏。还有，你叫什么？”她给我的感觉与这里的其他邻居都不一样，这让我无端生出了一种勇气去完成我提前成为大人的愿望。对着其他人我绝对不可能说出这句话。
“好，伊敏，我叫梁佩兰，你叫我佩姐好了。”她没有一点诧异的表情，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看到她有个浅浅的酒窝，有点像学校里的文老师，不过文老师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抿出来。
“为什么我不能叫你阿兰嫂呢？”楼下住的肖平哥的老婆，就让我管她叫阿玉嫂。
“为什么要叫我嫂子啊，我本来就是姐啊，对你来说，我和阿泽应当是独立的两个人，你我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干嘛要叫我嫂。”
我没听懂佩姐在说什么，也没时间搞懂了，因为她已经把烟放到了嘴边，关上门前，我看见香烟升起的白雾飘向空中，很快消失不见。
那天之后，我和佩姐熟了起来。她成为在这里除了妈妈之外我最熟悉的大人。
我放暑假，妈妈在医院的工作很忙，佩姐是晚上上班，我每天写完作业就会去找她。她会和我下棋，一起听留声机，带我喝奶茶吃鸡蛋仔，偶尔也去图书馆看书。这样一来，炎热的暑假好像过得很快。
她没有告诉我她在哪里工作，只说她是歌手。歌手就会上电视啊。我偶尔会想象她在电视台工作的样子，穿着华美的连衣裙，带着珍珠项链和耳环，踩着高跟鞋，发型哪个流行烫哪个，举着话筒，台下的观众都为她鼓掌。这样一个人，我竟然与她是朋友。
我和学校里的好朋友说，她们都不相信。小灵说歌星怎么会住在我们这么普通的房子里，当然是住在山顶，或者就是自己坐拥一大片海的别墅。
“我们这里也能看到海的。”我在心里反驳。
我们的新教室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我一眼就看到一个叫洛杉矶的地方，原来不是“落山鸡”。文老师说那里有很漂亮的海。
“比香港漂亮吗？”我问。
“也许吧。”
“我要怎么样才能去那里？”
“坐飞机，或者坐船。不过都要花很久。坐飞机会快一些，坐船也许要花上几个月。”
吃牛腩河的时候，我把原话转述给佩姐，她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飞机应该会很贵。我还是坐船吧。”
那天吃完，我和佩姐从楼梯上来，就看到妈妈焦急地在门口徘徊，看到我，她仿佛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将眉头皱起来，冲过来拉过我的手，问：“你去哪里了？不是让你好好呆在家里不要出门吗？你怎么不听话？”
佩姐抢在我前面回答：“我们去吃了牛腩河。莉姐你放心，我一直都在旁边的。”
我看到妈妈强撑住脸色，挤出了一个笑容，对着佩姐说：“辛苦你了阿兰，谢谢你请阿敏吃牛腩河，我们先回去了。”说完拉着我就走。妈妈的手劲很大，我根本无法抵抗，只能转头看佩姐，她冲我做了鬼脸，然后挥了挥手，我冲她笑，她也冲我笑。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笑容能比那天灿烂。
“钟伊敏，你之后再也不能和陌生人出去了，知道吗？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佩姐不算陌生人…”
“怎么不算？你只知道她是阿泽的老婆，你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
我摇了摇头。
妈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抓紧我的肩膀：“她有没有带你去什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去歌舞厅？”
我一头雾水，只觉得妈妈掐我掐得好痛，“没有啊。”
妈妈抚了抚胸口，随即郑重地对我说：“阿敏，你听好，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和她来往了，听到没有？”
“为什么？佩姐对我很好啊。”
“没有什么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懂。你就只管读书。”
“可是…”我刚想说话，妈妈就松开了我，转身进了厨房。留下我愣在原地。
小孩小孩，每次都这样说，我明明不是小孩了。
小孩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妈妈不在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敲203的门。大部分时候都是佩姐一个人在家，偶尔会看到阿泽哥。阿泽哥是的士司机，总是要载客，所以很晚才回家。佩姐总是说：“晚点回来好，最好永远不回来。”我以为她是像tvb里的女主一样娇嗔，只觉得阿泽哥和佩姐好恩爱。
佩姐一直在瘦。她原来的身材真的可以比过港姐，现在脚腕骨突出的有些吓人。我问她为什么瘦这么多，她说是为了保持形象。
“可你原来的形象就很好了啊。”我嘬着口中的棒棒糖。
她嘴里也叼着棒棒糖，脸颊泛白，嘴唇因为糖的滋润有了些血色。
“佩姐应当是生病了。”我暗暗想。
香港没有冬天。圣诞节的时候，我上身还只用穿一件毛衣，佩姐在吊带裙外面套了一件红色的大衣。我们站在阳台上，看着太阳沉到海底，树上绑的彩灯亮起来，所有树都像圣诞树。
放假的前一天，文老师突然没有来上课。放学之前，校长进来告诉我们，文老师遭遇车祸，过世了。
班里一瞬间安静了。紧接着哭声此起彼伏。我的同桌开始用衣服擦鼻涕和眼泪。我哭不出来。此前我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人的死亡，也不太懂什么是死。只觉得以前每天都会见到的脸，突然变成了一张黑白相片。有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往后几十年的人生中。
我告诉了佩姐，她沉默了一会，然后问我：“你觉得人死后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天堂或地狱。”
“我小时候看过维京海盗的故事，他们认为死后人的灵魂会回归海洋。”
“死后就不会再痛苦了吧？”
佩姐没有回答我的话，自顾自地说：“如果真的能这样就好了。”
我看到妈妈的身影已经站在了楼门口，还没来得问佩姐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急忙说了拜。关上门后从猫眼看去，佩姐点了一支烟又很快掐灭。她撩起了披肩的头发，我看到脖子上有一处白色的膏药，白纱布底下藏着我不认识的佩姐。
学校的同学们已经交换圣诞礼物和贺卡了，我突然想到，我也应该给佩姐画张贺卡。抽出彩色卡纸，选了湖蓝色的一张，却不知道该从哪里画起，只写下了Dear佩姐。深思熟虑后，我找出课本，翻到了有海滩插图的一页，拿出水彩笔。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洛杉矶，但应该差不太多。
大人有太多难以实现的愿望，我也只能帮她到这里了。
几天后佩姐收到我的贺卡，拿在手上看了又看，我觉得她是真心喜欢。她告诉我她从没收到过贺卡，我心里有点难过。我告诉她以后每年我都会给她画贺卡，她愣了一下，随即不相信似地笑起来。
“我不会一直在这里，你也不会。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怎么办？”
“我会找到你的，天涯海角。”童年的许诺就如吹起一片羽毛一样容易，但我们都明白它是世界上最有分量的东西。
我看着佩姐的眼角逐渐盛上眼泪，在快要漫溢的那一刻，她蹲下抱住了我。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学着电视剧里那样轻拍她的背。
她没有哭出声，可我早就听见了她内心的倾盆大雨。
上学路上，总有同楼起得早的阿公阿婆在楼下晨练、谈天。我路过，他们总是跟我打招呼，我也回以“阿公阿婆好”。直到有次我忘了拿铅笔盒，小跑着折返回去拿时，才听到刚跟我打完招呼不到三分钟的他们，说着我和我爸妈。他们说我爸进监狱是因为偷拿了老板的钱，还对老板的女儿图谋不轨，而我妈早就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三天两头不回家。我词汇量很大，三言两语就听明白了他们在议论什么。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空穴来风，可还是流下了眼泪，我没有勇气冲过去和他们对峙，只得低着头红着脸跑过去，关上家门才大声哭出来。
那天我迟到了，老师告诉妈妈。妈妈听了我说的来龙去脉后沉默不语。
妈妈也没有勇气。
那天晚上台灯亮了很久，我伴着妈妈的压低的抽泣声入眠。
后来我见到那些阿公阿婆都快步走过，再也不看他们一眼。虽然诅咒他人不对，但我希望他们没有好下场。
我偶尔和佩姐走在一起的时候，会碰到他们。他们用令人反感的眼神打量着我们俩，我们很有默契地加快脚步。有时候还没走远，就会听到他们刻意提高音调，用嘶哑混沌的声音说到：“真不要脸，还天天和小孩在一起，也不怕带坏小孩。”他们还会骂很难听的词，这时佩姐就会把我的耳朵蒙上。“听了脏耳朵。”她说。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佩姐“不要脸”，但是我笃定他们说的一定是错的。“他们更不要脸。”我安慰佩姐。
当我晚上在饭桌上跟妈妈提起的时候，妈妈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表示对阿公阿婆的不屑，反而质问我为什么还跟佩姐见面。
“我有没有跟你讲，离她远点！”
“为什么？你也觉得佩姐是不要脸的人吗？”
“对啊，怎么了？”
“你才不了解她！”我带着哭腔大声喊道。
“那你呢？你一个小孩有多了解她？”妈妈厉声反问。我哑口无言。其实我好想说，我真的很了解她，但我想到佩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从前的故事，我却跟她说了大部分有记忆以来的趣事，她没告诉我她脖子后的白纱布是从何而来的，我却跟她分享了我的每个大大小小的伤口，她甚至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哪里工作。她真的没有把我当小孩吗？我不知道。
我又气又恼，气我在跟妈妈斗嘴时占了下风，气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气她从来没告诉我。但我不打算像处理同学矛盾那样用冷战。我不确定自己在她人生中是否占据了足够的位置，像她对我而言一样。
于是我决定去找她，等妈妈叮嘱我锁好门，出发去值班的时候，我看着她走远，随即溜了出去。
走到一半，我想起佩姐很晚才回来，想要折返。可我看到203的灯亮着。我太着急想见到佩姐，于是决定去203碰碰运气。
开门的是阿泽哥。他头发略显凌乱，衣衫还是平常拉客那一身，平常戴的眼镜也摘了下来放到茶几上。看到我，他眼里有些惊讶。他走出门，反手将门掩上，蹲下来问我：“阿敏来做什么？”
“佩姐在家吗，我想找她说点事。”
阿泽哥看起来更加震惊了，有点僵硬地笑着问我：“你们很熟吗？”
“还算熟吧。哎呀阿泽哥你快告诉我她在不在家。”
“哦，她不在。等她回来了我跟她说吧。”
“好吧。那阿泽哥哥再见。”我有点失望。看着阿泽哥进门，我不死心地往里看了一眼，他关门的速度很快，可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个穿着红裙披着凌乱长发、低着头的身影。不知怎的，我觉得她很像佩姐。
也很像我妈妈。
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不能再熟悉的场景，那种在我所有噩梦中的、痛苦的日子。于是我再次敲响203的门。这次却不再有人回应，于是我不停拍打窗户，大声叫：“佩姐！佩姐！”
我的动静太大，引来了隔壁的邻居。他们把我拉走，问我吵什么吵。我说阿泽哥在打佩姐。他们纷纷表示不相信，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公说：“教训老婆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其他人则说佩姐应该还没下班，叮嘱我不要继续拍了然后便各自回家，只有一个年轻的阿姨陪着我拍打窗户。也许是怕引来更多人，阿泽哥带着怒色开了门。
“小屁孩，我说了她不在，你一直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很没教养！”
“可我分明看到佩姐了！”
“你看她哪里在？”阿泽哥侧过身去，房间里没有人。
阿姨只当我看错了，让我跟阿泽哥道个歉。
我说了句对不起，然后迅速跑开。
放学回来我就看到佩姐站在阳台上，看到我过来，她把烟掐灭，冲我挥了挥手。她脸上和脖子上各有一个红色的肿块，看得出来她用了粉遮，但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知道我的预想成真了。
我含着泪奔向她。她抱住冲过来的我，安慰道：“我没事。”
“佩姐你报警好不好。”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怎么会知道他打我？”
“我看到你的样子，跟我妈妈一样。”
“为什么跟妈妈一样？”
这次换我不说话。
“没关系，你不想讲就不需讲。”
后来吃双皮奶的时候，我还是说了。说了从前爸爸负债，经常会打妈妈，然后失手打死债主进监狱的所有所有。
佩姐心疼地抱住我。红豆双皮奶在我口中化开，有点冰，但迅速与舌尖的暖融为一体。
“你想去洛杉矶是因为这个吗？”
“是，也不是。”
佩姐吃完碗中的双皮奶，看着掉漆绿色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上面趴了几只苍蝇。听说这家店已经百年历史了。
“有的事，我想你总有一天会知道，无论是从别人嘴里，还是自己发掘，所以我就先不对你讲了，哪怕你已经是很懂事的小孩，”她停顿了一下，“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为了心底的向往。其实我对洛杉矶没什么了解，可能还没有你多。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辍学，走在大街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扭头看见墙上洛杉矶的画报，画中的海是那么美好，金发女郎惬意地躺在沙滩上，旁边摆着果汁，落日正消失在地平线。我就想，我要去找海，我要过这样的生活。”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呢。”
然后她就不再说话，我埋头吃双皮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楼梯口，我与佩姐分手，她说她要去天台，小孩子在上面太危险。让我回家写作业，别再想她。
后来的日子，我就很少与佩姐见面。倒是偶尔遇到阿泽哥，他不给我好脸色看，我见到他也是翻白眼。
依稀记得那是复活节彩蛋逐渐遍布大街小巷的时候。我不喜欢吃彩蛋，总觉得只是有一层鲜艳的锡纸包裹罢了，没有锡纸还就是卖三块的巧克力。那天放学回家，看到妈妈对着窗户坐着，脸上没什么表情。看到我回来，她说：“你爸死了。”然后把买的食材提进厨房，留我愣在原地。
我哭了。泪珠大颗大颗划过面颊，我竟觉得有些生疼。我站着哭累了，便坐在椅子上哭，直到我已实在流不出什么眼泪了。期间妈妈没有出来看我，我只看到她的背影忙碌着，仿佛这只是同往常一样我们母女少有的一起吃饭的时候。
晚饭时候，我红着眼睛，看着饭菜发呆。桌子上摆着糖醋排骨和菜心，这是妈妈很拿手的家乡菜。夹起一块排骨，感觉比往常少了很多糖，妈妈以前特别喜欢放糖，她说菜就是要甜才好吃。妈妈收拾完锅，也来坐下，夹起了一块糖醋排骨，又给我夹了一块。
“多吃点。”她说。
大概是哭实在耗人元气，我很早就睡了。比我想的好，没做噩梦，但第一次起了夜，然后看到白色的蕾丝窗帘渐渐染上橙色。这是我人生看的第一场日出。我看到妈妈不在房间里，于是偷偷开了门。正对着我的便是妈妈穿着蛋黄睡衣的身影。她脚下落了一地烟蒂，手上还夹着一根烧到一半的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
我突然想到了佩姐，我好久没见过她了。
我不想打搅妈妈，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又钻回了被窝里。然后睡到了中午。
妈妈已经去监狱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还有几张钱。我揣进兜里，想出去吃点好吃的。路过的时候，我看到203的门没关。想来我总是有点勇气，也不顾是不是小偷就走了进去。还好，没有任何被翻乱的痕迹，我刚想出去，却看到了桌上的本子摊开着，旁边的钢笔没盖上，墨水滴在桌子上，被抹的到处都是。
这大概是一个记账本，我看到妈妈用过。字迹有点潦草，我艰难辨认出了“收入”和“支出”，收入每项金额很大，支出项很少，我看到每一页都用红笔标上了还差多少钱，我猜这应该是佩姐的记账本。翻回原来的页数，我看到最近一天的最后一项后面有很浅的一行字，大概是没墨时写下的：
“香港好冷。”
我突然想起了妈妈说的不能随便乱翻别人东西，于是赶忙将本子归位，出门时带上了门。
吃过饭再上楼，就看到佩姐坐在门口抽烟，看到我来，她赶忙把烟掐掉。
“你怎么会蹲在家门口。”
“别提啦，我上天台抽烟，没拿钥匙，本来就把门开着，反正没什么好偷的东西，结果不知怎么的门关上了，我现在只能等那混蛋回来。”那混蛋就是指阿泽哥。
我才知道自己好心误事，为了表示歉意，我递给她我刚买的牛轧糖。她一口吃了下去。咀嚼时，我才看到她身上的诸多新伤。
“为什么不能送那混蛋去监狱！”
她此时却很平静地看向我，拍了拍我的头说：“安啦，我快要攒好去洛杉矶的钱了，马上就可以走了。”
“真的？”我惊喜地说。可转念一想，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分开了。她看出了我的低落，揽过我的肩，说：“我们阿敏，一定会很有出息的，到时候你来洛杉矶看我，我保证之后会跟你写信和通电话，也许还能发邮件。”她还小孩子气的伸出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卷在一起拉钩。
“那说好了，不可以反悔。”
“嗯，不反悔。”
可她食言了，一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我都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信息。
这不完全是她的错。那天之后没过多久，妈妈就带我搬进了黎叔叔家，也就是我的继父家。走的很匆忙，放学回家，楼下停着陌生的轿车，小出租屋已经全部清空，只剩下了斑驳的墙和孤单的两扇窗户。我当时哭得很着急，怎样都不肯走，拼命敲打203的门也没有回应，直到被妈妈拖走。
新家离原来的住处很远，其实对于现在来说也不过是倒几趟巴士地铁的事，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却是远极了。妈妈换了工作，有大把时间在家，盯着我学习，暑假也给我报了很多补习班。我还惦念着佩姐的时候，从来没有找到过一天可以回去。
那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她一定能去到洛杉矶，在海滩边晒太阳浴，尽情享受温暖。没有人可以阻止她，也再也不会有人骂她。
后来那些人和事逐渐被新的人和事取代，放在了大脑中的积灰的阁楼，被蜘蛛网封起来。我长成了少女，后来又是青年，除了妈妈，很少有人把我看做小孩子，我竟然很喜欢被看作孩子的感觉。
如果不是这次文学作业，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回忆起这些事。因为后来的我拥有了很美满的人生，妈妈的陪伴，黎叔叔给我的父爱，很多漂亮衣服裙子，很多钱，很好的大学，很多人的喜爱和欣赏。这些仿佛已能补偿我那悲哀的十载童年。
可是当“童年”两个字出现在黑板上，我再也压不住那些回忆的呐喊，它们挣脱了所有人为的捆绑，喷涌出来。那些人和事时隔这么多年，还好好地活在我的脑海，我甚至不需要修补一丝一毫。可当它们落到笔上，我却没能写下一字。
我跟教授说明原因，申请能否不完成这项作业，她没有拒绝，只是说：“作业可以不做，可你的童年没有结尾。”
我走在路上，脑中回响着这句话，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巴士站，然后鬼使神差地上了那辆终点站是之前住处所在的车。
车开了很久，久到我觉得几乎穿过了整座岛。迷迷糊糊中，我看见了那片夹在居民楼间的海。它还是那么蓝，这里仍旧如此宁静。完全没有受到旅游潮的影响。
熟悉的房子就在前面，我没想到它还没有拆。因为像这样的房子在香港已经很少了。楼梯还是没有修缮过，只是一些住户换了门。我先来到了从前住的房子，这里现在是一个程序员在住，白色的窗帘换成了黑色的，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来到了203，不抱任何希望地敲响了门。果然无人应答，可隔壁却开了门。是一个中年女人，说：“你找谁？这家现在没住人，之前的住户早就搬走了。”
我意识到她有可能一直住在这里，于是自我介绍。
“我记得你，是住在207那个小孩？你当时也是很用力敲他们家的门。天啊，你都长这么大了。”我没有想起她是谁，她让我进她家坐。泡了一壶温暖的茶。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想起她是谁。
我从她口中了解到，这栋楼过两年就会拆掉，现在住户已经搬的差不多了。我也许找不到什么熟面孔。这我早有预料，所以并没有很失望。
我问她203的女主人，她是否还记得。她点了点头：“姓梁。”
“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瞪大眼睛：“你不知道吗？她早就去世了。”
刚刚在车上的时候，我不是没想过佩姐早就离开人世，但当最不愿意成真的假想变成现实，我的心还是摇晃了一下。
“她是怎么去世的？”我的声音听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颤抖。
真相有时总是难以启齿的。我看到对面的人酝酿了好一会才开口：“跳楼。”
我有些理解了什么是书本上的“这两个字‘轰隆’一声进入我的脑海”，因为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确实什么都听不到了，良久，我才听到了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是童年的幻想吗？
“当心！”邻居的声音拽我回到了现实。我才发现手中的茶盏碎了一地。
“天呐，不好意思，我赔给你，我只是有点太震惊了。”
“没事没事，一个茶杯而已。”她将碎片拿一个旧布袋装起来，放到一旁，又带我走出房门，将身子探出阳台，指着天台说：“从那里跳下来的，九六年，十年了，大概就是你们搬走不久。”
我凝望着天台。我从来没有上去过，但我知道，佩姐很喜欢在上面吹着风抽烟。
邻居自发地开始回忆：“那天我印象很深刻，连续下了好多天雨，那天是第一天天晴。早上四点多的时候我被门口的吵嚷声惊醒，于是推开门出去看，看到203那个男的，揪着梁小姐的头发，把她往屋里拽，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妇，应该是那个男的的妈，骂骂咧咧的，用家乡话，我听不太懂，但绝不是什么好话。还有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其他邻居也出来看了，大家本应该带着被扰清梦的怒气，但是一瞬间都变成了看戏，直到那老妇让大家都散了，然后拖着行李箱，重重地关上了203的门。我想报警，却被旁边人阻止，说处理家务事，实在不必了，一个凤姐…”
“不好意思，什么凤姐？”这个称呼实在是难听，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佩姐。
“你还小，那时邻里街坊都管她叫凤姐。她在歌舞厅工作，那些人都觉得她卖艺又卖淫，瞧不起她。之前还有人说，嫁人之前，她给一个有钱人当小三…”
“他们有证据吗！”我又一次打断了邻居的话。我听不下去，在我的印象里，佩姐是那样干净，即使化很浓的妆也干净。
邻居叹了口气，说：“他们真的太过分了，那些阿婆阿公们，有人还在旁边叫打得好。还有那男的的妈，到处说她不检点。总之她那天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据说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这得是受了多少委屈啊。”
我浑身都在发抖。我隐约能猜到那天佩姐晚上拖着行李箱，拿着船票，悄悄去码头，准备登上前往洛杉矶的船。她就快等到，然后被阿泽哥发现，拖了回家。船票肯定也没有了。
她该多么绝望啊。
“后来，警察来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她身上的伤疤，我作证是她男人打的，然后他进监狱了，不过没多久就放出来了，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她葬在哪里？”
“她有遗嘱，骨灰要撒到海里。”说罢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眼前的海，它还像十年前那般平静，时间确实是只在人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最讽刺的是，警察走后，人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总是惋惜的，说她太可惜了。就好像和说她活该的不是同一批人一样。后来不知道是谁，还提议邻里出钱给她办个小型追悼会。虽然不了了之，但真的很滑稽。你说，他们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的后悔想弥补？”
我没有说话，我只觉得眼前的海让人看起来额外烦躁。
邻居抬头看了眼手表：“不好意思，我得去接我们家小孩下学了。”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款待，感谢您告诉我这些。”
邻居走后，我一个人又站在阳台很久，思绪回到一九九五年的七月，夕阳洒下，我看不清她的脸。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总之我拿出了很久没用的信纸（现在都在用邮件了），写下了几句话，点燃了一根蜡烛，看着信纸一点点被火焰占据，化作焦黑的一团。
我迫切地想让她听到。
我长大了，你却还是老样子。
原来你从没去过洛杉矶。
后来你看过海了吗，我是说，你喜欢的那种。
我的童年结束了吗，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