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写这个话题 最终还是因为我强大的分享欲决定放出来了 为了防止大家的40米大刀收不回来 俺先粘一段后面的过来orz） 理性来讲，政治是有其黑暗面的，我所向往的也并非是真正的理想乡。 当初也有颇为霸道的小孩指着我的鼻子叫我不要动她们的东西，也有人曾嘲笑过我的发音之类。 我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 因而我也在努力形成一种更为中立、客观的声音，只不过这还需要时间的打磨。 我依然相对向往国外的教育体系，也依然后悔自己因选择了高考而必然要“曲线救国”。 但我已经不会为我目前的身份而自卑，也在尝试去正视我们的文化。
爸妈对美国是有执念的。
我妈至今还会谈起她在旧金山读博士后时的日子——傍晚走出实验室的大门，迎面就是如何如何绚烂的火烧云之类。她总坐在Ocean Beach旁的小酒吧望着夕阳发呆，待到其彻底落到远方的海平面以下才离去。
她说，那是她心目中最美的落日。
相比之下，我爸要直白的多。自他09年从波士顿回来的那天起，他提了不下五次MGH的泳池里灌的都是生理盐水；就连健忘的奶奶，也在我爸的高强度灌输下，知晓了地球的彼端还有一所大学叫“哈佛”，而那走廊的某一处正挂着她儿子的头像。
那时的舆论也是尽是对现在来说太过极端的开放，以致所谓专家发言也总是如下的格式：国内如何如何，而国外/西方社会又如何如何，可以见得我们有如何如何的缺陷，因而我们需要“向某某国学习”。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爸妈听取了一众移民美国的同学的建议，决定在2011年的暑假带我去费城上夏令营。
周边的同学家也都相继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大体都是要趁上小学的第一个暑假去某个英语国家玩一趟的。于是，在暑假的前一个月，讲台上那个吱呀作响的小地球仪简直要被我们这群粗暴的孩子转坏——每到下课，一群人在它的面前挤成一团，手指激动地点着上面的城市，高声重复着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
我虽不太参与他们的讨论，但对地球仪的痴迷却是一致的。直到临行前的那天，我还左手戳着“费城”，右手戳着“北京”，心里莫名其妙地想着：“这可要挖穿地球才能过去呢！”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山有多高，海有多深，世界有多大，然而一种朴素的向往之情已然在脑海里铺垫好了。
第二天，星星还未完全降下时，我们便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出发了。我并无困意，相反，我简直要把整个首都机场都刻在脑海里。镂空的大球上盘踞的龙，肯德基门口的小滑梯，以及那个在阳光下耀眼的喷泉……
“欢迎乘坐美联航。”
我当时大抵是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只知道那个棕发的乘务员姐姐向我手中放了一枚别针，和她们胸口的那枚一样，一只展开翅膀的鹰。
在费城的日子过得像一场梦。记忆里，那是个相当安静的地方：道旁皆是肆意生长的老树，微风过后的人行道上全是小小的橡果。并不拥挤的马路上不时会有红色的双层大巴驶过，车身上无一例外地印着一口带裂纹的青铜大钟，像是喧嚣往事后的老兵闲适地倚在屋檐下的躺椅那般模样。
我们在那租了半山腰的一间小别墅，和当地的一户华人一同起居，还曾乘着他们的车一路去到大西洋城的海边冲浪——虽说那天没过多久便狂风大作，但我与住家的女儿Jade还是玩得不亦乐乎。我们顶着把滑稽的小伞，在高达三层楼的糖果店里将书包塞得鼓鼓囊囊，还趴在宠物店的玻璃上看蜥蜴与壳上画了美国队长盾牌的寄居蟹。
到夏令营的学校报道的那天，太阳极烈，在那纯白的小楼上反出一片光晕。越过了充当围栏的灌木丛，就是一片绵软的草坪，高中生模样的助教正带着一群孩子在树间追逐。此后的每一天大抵就是如此，一过了午后便散落在台阶上与草坪上嚼着充满色素的自制冰棍，随意扒拉几口饭盒里的餐食，便又忙着做起手工——那时编的塑料线与皮筋手链，回国一数竟有十来根，简直可以说是痴迷到了一定程度。
这里的所谓课程，也不过是凑在特定的房间里，拿着各式的材料堆砌出一个个稚嫩的造型。没有点评，各个老师都是一样的话术——先以“天才”二字开场，再从我自己都摸不着头脑的形状里挑出些可圈可点之处加以佐证。
我本是不信这种客套的，毕竟对于他们的热情我早有耳闻。但当他们在结营的那天颇为正经地将每个孩子的作品罗列成艺术展模样，又向妈妈大夸特夸我的才能时，我还是觉得心里的某处迎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回国的飞机上，我在放下遮光板前默默地向窗外的阳光道了别。不知是时差所致还是如何，我第一次发觉了入睡之难，竟盯着屏幕上的时间一点点滑到了午夜。那秒针每一次的摆动似乎都牵动着我的神经，甚至带起了美术教室窗边的一排电动卷笔刀、草地上的蝉蜕与playground里的松木屑……
晚上十二点，乘务员发来了冰激凌。随着奶香充满了食道，我忽然意识到这场梦是真真正正地结束了。飞机上的指示灯摇曳着，一段段含糊的广播闪过，泪水便逐渐顺着我的脸颊滑进了那个小盒里，勺子也染上了一股突兀的咸味。妈妈忙问我是怎么了，我讲不清，只能说我是太想Jade了。
此后的生活依旧，每天等着我的依旧是圆滑世故的班主任与同学小团体间的矛盾。纵有满腔热情，我仍抢不上帮班里办次板报的机会，每次都是那个公认的“画画第一”无疑地接了去。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人在议论我，大致意思与当下的“普信”接近。
我第一次感到了与他们观念上的冲突，一种强烈的不解袭来：
为什么我普通，就不能自信呢？
然而，不用再掏空了知识储备说着叽里呱啦的洋文的舒适还是让我瞬间将这段记忆抛之脑后，权当作是独属于我的奇遇。我继续折着我熟悉的“东南西北张大嘴”，继续看着熟悉的喜羊羊，继续骑着我那辆带流苏的小车——
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嘛。
于小孩子而言，世间的一切皆是新鲜事物，脑容量又小的可怜，所以记忆大概是要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记一些、抛一些的。很快我与他们又没了分别，时间就这样平淡地走过了两年。
三年级的暑假，恰逢二姑一家要去看望刚刚开启留学生活的表姐，妈妈便又提出要带我去上夏令营。
那些画面一并涌回了我的脑海，我自然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这次的路线更加复杂，要从纽约一路北上到波士顿，再乘飞机途径旧金山去到波特兰，最后还要开长途车到临近美加边境的西雅图和爸妈的老同学聚餐。我记不得这一路上曼哈顿的繁华，也记不得星巴克第一家门店做出来的星冰乐究竟好喝在哪，却清晰地记得红砖前的那片草坪——
褐红的砖墙一下以它的威严笼罩了我，那一刻我只能默默感叹于自己的怠惰与卑微。草坪上坐满了学生，衣着朴素却谈笑风生，几个倚在树下的还正抱着大部头俯首阅读。树间不时窜过三两只松鼠，彼此也不惊动，像是他们都原属于这里，一直如此。
学校就该是这样啊，我呢喃着。
我踮起脚尖，触到了那尊著名的雕塑的左脚。拍完照片，我一脸郑重的模样对父母说：“我要上哈佛。”
他们都笑了，随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努力。”
第二次的夏令营是在一所犹太教小学里举行的。那所学校宗教氛围很浓，门口竖着个巨大的六芒星雕塑，校内还有间小教堂。开学前的一封邮件里还明确强调，出于对犹太教习俗的尊重，午餐的饭盒里不得出现肉制品。
老师带我们看过他们的卷轴，摸过仪式用的王冠，唯独不太讲圣经。唯有周五下午，将要结营的时候，那个头上总戴着不同小帽的男老师带我们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讲起了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讲到二人向神申辩，说是蛇引诱他们触碰了禁果时，他突然让我们伸出食指，向前指去。
“当你指向他人时，”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只有一个手指是真正指向他人的，其余三个手指全在指向你自己。”
众人皆是一副似懂非懂的表情，很快又被音响中的Let it go与老师激情的领舞吸引了去，接着又是一模一样的群魔乱舞。
我至今也想不清楚，那个老师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可以带动一群不同性格的孩子一齐做出如此狂放的举动，每个人还都那样的沉浸。
此行之后，我怀着对那片土地的强烈依赖与思念，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那片草坪上的学生的一员，甚至是成为那个国家的一员。我不如上次那般确定它究竟是在哪一方面改变了我，但确确实实地迷恋上了那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究竟是参观那校园宛如让我走过了一场洗礼，还是原始的舞步让我拥抱了我的天性，抑或者是班主任的那句“等一等，她在用她的第二语言说话”这礼节性的包容打动了我？
人的选择归结到底是一种冲动，因而“兼有”是我当下可以给出的最佳答案。
我用着我的方法，笨拙地接近着这个目标。放学后，我终于拒绝了楼下伙伴的诱惑，逼着自己坐到书桌前，写起作业来。逐渐地，我的三科老师都开始注意到了我，甚至在年末的评语里写下了“李逸凡的学习已经不用家长操心了”等等赞誉。同时，我也突然开始在英语上发力，仅仅做了三套真题就在KET考试中拿下了近满分。
临上五年级，英语老师还特地给妈妈发了微信，嘱咐我们关注一下三帆中学的招生，叫我朝着师大二附中的国际部努力——
到这里，我以为我已经要触到我的理想了，就像当时触摸雕塑的脚尖一样轻松。
因此，第三次去到夏令营的我自认轻车熟路，以一种“我终会属于那里的”的信心踏上了飞机。
妈妈和姑姑将我送到校园门口，恰好碰见两位老师正拉着面旗子和营员合照。我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那名瘦削的老师缺失的右小臂上，她们的目光明显地变了几分。
“这边这种人……还真多呢。”姑姑的语气里带上了一种莫名的鄙夷。
潜意识告诉我这不太尊重人，我只能尝试着不去关注那截残端，却又忍不住从余光里观察它的活动。
这名老师的代号叫Cipher，留超短发，穿一双贴有小眼睛的撞色帆布鞋。她大概算是个孩子王，排队出校时总是在最前面的位置蹦蹦跳跳地招呼着我们。至于她的小臂，则从来没有人提及，久而久之我也看不出异常了。
她如此的阳光，为何又要被鄙视呢？只因为她不“健全”吗？
这个营想要传达的其它理念对于当时的我还有些超前。我理解不了信息行业里女性占比只有约10%意味着什么，理解不了印度裔为打破刻板印象做出的努力意味着什么，也理解不了营里那个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女孩又意味着什么。
我只看到她们都是一个个无比可爱的人，尝试包容着彼此间的不同。
上初中时，父母突然又改了主意，想让我在国内从医，继承他们的衣钵之类。我被这番设想所吸引，完完全全地抛弃了我先前的理想，进了所公立初中，又来到了公立高中的本部。
我曾无数次地埋怨这决定下得太早、太匆忙，让我迎面撞上了这个文化中我最无法接受的部分。
我讨厌它将孩子放在那样的低位。
我讨厌它对于我天性的压制。
我讨厌让学习与一切的功利绑定。
我讨厌没有目标却要没有差异的努力。
这几年的舆论已然开始转弯，终于开始强调属于我们的“文化自信”。我却因为被这份怨气层层裹挟而依然执拗地秉持着先前的思想。《流浪地球》上映，几乎可谓是引爆了网络，我却偏偏另辟蹊径痛批其中“带着地球走”的构想“体现了小农经济下形成的文化的局限性”之类。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也让我看到了新的差异。我们对于女性仍有结构性的歧视，似乎短时间之内也并不好纠正，于是我的理由又多了一条：
我讨厌它对于我的权益的轻视。
加之疫情中不断累积的抑郁情绪，我不止一次地埋怨起为何我要选择高考而非出国，试图摆脱我所认为的我们共有的“恶习”。
转机在于某一次语文课的作文评讲。
“大家在谈‘文化自信’的时候，可以用到流浪地球的例子。为什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带着地球走’，而先前国外拍的电影里都是逃离地球？”
我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我的解读。
“这其实很能体现我们对于土地的依恋，这也是我们的文化。”
那一刻我突然醒悟，我这几年来一直将我的故乡活成了异乡。
理性来讲，政治是有其黑暗面的，我所向往的也并非是真正的理想乡。当初也有颇为霸道的小孩指着我的鼻子叫我不要动她们的东西，也有人曾嘲笑过我的发音之类。我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因而我也在努力形成一种更为中立、客观的声音，只不过这还需要时间的打磨。我依然相对向往国外的教育体系，也依然后悔自己因选择了高考而必然要“曲线救国”。但我已经不会为我目前的身份而自卑，也在尝试去正视我们的文化。
我要试着，去拥抱我的身份，我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