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我们三位也可以被称为先烈，“以英烈的名字昭告后人”，在我的认识里，这样的使用谈不上对真正的彭刘杨的不尊重，且更能体现人生的无奈。
彭、刘、杨 是化名。我是“杨”，彭、刘 是另外两位同学。
在我就读过的普通走读小学的那几年，中专学历的北京郊区户籍的已婚无子女的任教语文学科的中年女性班主任老师会将每次未完成指定的学业任务的同学的姓名中的一个可以在本班范围内特指他的汉字写在黑板的角落，以起到对这些同学的督促警示作用。很多同学在姓名上了黑板以后就会羞耻的难以自持，非常快的就能补完指定任务，再如释重负的将自己的那一个汉字抹除掉。
常常到了放学的时间，黑板上示众的姓名汉字只剩下了三个，那就是 彭刘杨。令人感叹的是我们三位都是小胖墩。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把我们三位留堂治理的次数也有数十次。我没有彭刘循规蹈矩，他们可能是真的在独自完成那些内容上有些客观的困难，在教师们的认定中态度是比我端正的多的。我因为不想被耳提面命甚至请来家长协助治理，常常放学时迅速跑掉。这样子的后果是回到住所过不了多久，母亲的电话响起，某教师的声音通过空气的振动传播，我有可能被送回学校，和/或得到严厉的批评。我到进入初中一两年了都还害怕母亲的电话铃响。
逃是逃不掉的，但我就是不想主动面对，在此方面我的稚嫩的理性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忘不了一次次受到惩治后我的泪水，可那时没有人哪怕一点点的想一想我为什么比起同龄学生来说显得能力落后而做不到？我情愿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天赋减低，而不被直接扣上“聪明且不努力，有品行问题”的大帽子。
彭刘只是管理不好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一些同龄学生都能做到的事情，而我的确给很多老师同学及家长带来不便了。作为进步空间最大的后进生，所有同学我都羡慕，能从自我价值感如此低的年代捱过来，我也是真不容易。那时的我甚至觉得没有喜欢（广义）我的人，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因为有一些他人无法剥夺的我自己可以完成的自娱自乐，我才有了今天。
彭同学在四年级的时候前往美国读书了，他送给全班同学每人一张照片，写的内容大意是感谢我们陪伴他留下了一个有美好回忆的童年。想起彭同学有时也会和刘同学和我一起受到有时并非并无不当的严肃批评，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假，可我更羡慕他从苦海解脱了出来，彭刘杨只剩下刘杨。我和刘同学成为了彼此唯一的班内玩伴，进行起各种幼稚的娱乐活动，并在班主任逐步发出的禁令的约束下，能在班内不学习而得到乐趣的协作项目越来越少了。
刘同学自娱自乐的能力比我强，并且他和我不同，他是被富养的，高档学习用品和名牌的穿着打扮，或都能让他相信自己的父母对他有真切的爱。我使用已经书写飞白的按动中性笔，用我丑陋的字体书写着会被评定为进步空间非常大的需我本人作答的内容，发现新知识愈来愈难以掌握，我也愈来愈自卑。
幸好我遇见了她，我的“初恋”，她救了我，没有她，我可能现在生活的境遇还不如刘同学。
我和彭同学没有联系了，和刘同学还有，刘同学依然是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圆脸高大威猛也是一种帅气，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给予自己自信的可能？从他的朋友圈看，他在中等职业专业学校的生活挺开心的，身材应该不是困扰。我却因为“她”的一句话，认定了体重可能与是否能够进展有一定的关系，体重坐起来了过山车，这样的我，真的自己幸福满意吗？我答不上来。
刘同学可能已经步入了工作岗位，按照年龄彭同学也是大学生了，曾经同班的我们三位，只有我在高级中学的环境里挣扎。按照父母的规划和我现有的绩点成绩，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并升学我也认可是最适宜我的道路。但是为什么我努力想专心却有时总是分心到别的事情上做白日梦呢？为什么我想学会如何社交交到朋友，却总感到我理解不了的情感的细微变化产生的隔膜呢？明明似乎和大家一样拥有了朋友，却感觉自己是孤身一人（CRYCHIC《人間になりたいうた》）……
我应当相信自己是一个正直纯粹良善的人，我小学时的不幸后进经历与品行问题无关，而是那时我即已显露症状却未能够就医，在自己19岁高二的时候才得到确诊的神经发育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一直以来，我辛苦了，我的父母也辛苦，教师们同学们即使有些不理解我的困难，也承受了我无意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您还是辛苦了。
彭刘的生活在我看来可能像天堂吧，但反过来他们会不会觉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天堂呢？我想说大泥湾可能是优等生的天堂，但可能对于不能自律的后进生来说，这里是充满罪恶诱惑的地狱啊。
我还厚着脸皮继续活着，反反复复有太多的借口，找不到真正的理由。（郑智化《朋友，天堂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