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头耳朵有点背，是个身高不过一米六五还有些驼背的南方人，虽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但说话总带着点口语音，不过由于他不怎么长谈阔论，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点。今年他已然六十二岁，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酱油色的皮肤向内凹陷，在风吹日晒中皮肤变得粗糙而厚实。头发白的还不算多，视力也还不错，就是人们总说他耳朵有点背。
其实他是一个听障人士，他的残疾人证就和他的身份证、工作证、银行卡一起安全的揣在他马甲的内兜里，每当有人要找他，他就从怀里把证件展示出来，笑着指指耳朵。
青年
老刘头的家乡在安徽的一个小农村，名叫刘延年，他十六岁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他所居住的小村落，在之后的短短几年内粮票、布票、肉票渐渐的淡出了视野，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少年心中种下了外出游历一番的种子。不过他是独生子，而且父母两人都耳朵不好使，再加上家里还有田要种，父母根本忙不过来，最终他将自己心中这个有些跳脱的小想法按捺了下去。
接下来的十几年间父母越发苍老，家里的重担逐渐交付在少年的肩上。他在田间与炽热的阳光、寂静的水稻和咸苦的汗水相伴，向村里的其他农家一样盼望着每一次丰收。对于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平静的生活是最幸福的。
启程
然而一次事故打破了宁静。随着煤气在那农村的普及，他们家里也通上了煤气灶。在1999年冬天，马上就要跨世纪了，再忙碌的人家此时也停下了工作，准备这跨年。已经三十六岁的刘延年早就过了当时结婚的年纪，但那一年他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腊月二十二，天上罕见的下起了小雪，为了讨心上人的欢他笨拙的写了一封歪歪扭扭的信去隔村给她拜早年，吃过早饭他就独自骑上单车出发了。
到了人家门口，他紧张兮兮的敲了敲门，一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男人给他开了门。他知道这是她的父亲，但没料到会是他开门，于是像一个邮递员一样将信留了下来又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骑车回家的路上，他越想越羞涩，感觉自己的行为幼稚又可笑，脸越来越红，从耳朵根红到脖子，实在不好意思见人，便将车头一掉，准备先去城里逛上一圈冷静一下再回家。
城里的集市热闹极了，各种小贩贩卖着年货、玩具、零食，有个卖爆米花的小贩最引人注目，那小贩周围围了一群小孩，只见他将一袋玉米粒和一小撮糖倒进一个炮弹一样的东西里，接着将炮弹再火堆上不断转动，一会便将炮弹取下冲着一个长袋子打开，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爆米花就做好了。小孩子们要么急着将自己的零花钱交给小贩来买爆米花，要么就央求着身旁的父母买给自己。刘延年将自己的糗事全部甩在脑后，尽情的游荡在快闹的集市上，一会功夫，人渐渐散了，到了饭点了。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感觉心情不再那么窘迫了，骑着车吹着口哨回家了。
到家时他的肚子已很饿了，但一进家门却没闻到饭香，“难道父母已经吃完了？”他心里想着，推看家门却看到倒在地上的父母，他的心一下跌进了冰谷，赶忙去拍他们，但怎么叫也叫不醒，他感觉手脚越发冰凉，头也越来越晕，喘不上来气，赶忙去屋外喊人帮忙。隔壁那户先听到响声来了，一进门见到倒地不起的老两口和面色发红的刘延年感觉情况不对，立刻去叫了医生，让刘延年一起将人抱到室外。村医来时年轻人已经不恶心了，但两个老人已经离世。
经过检查，是煤气泄露导致的煤气中毒，死亡证明是医院出的，接着是追悼、守灵和安葬，还有遗产继承和各种事务的交付。直到为父母提交户口注销申请，刘延年都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一切结束得很快，大年三十的时候一切就都处理好了。他家没什么迷信，葬礼进行的很快，家族亲戚不多又都是远亲，朋友也没什么，除了几个街坊邻居在年前向他表示了哀悼外没什么人与他有来往了。饭还是要吃的，水还是要喝的，生活还是在进行的，他很悲伤、也很震惊，但一次也没哭。
跨年夜里，他独自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听着村里其他人家的爆竹声，看着夜空中绚丽的烟花，他突然想起了去年的今天。那时扶手椅上坐着父亲，母亲还在厨房收拾碗筷，自己在门前挂上鞭炮，透过亮着黄光的窗户可以看到母亲的身影，那么普通而温馨的画面仅仅在一天内就变得遥不可及。他将手在脸上摸了一下，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流泪了。
第二天就是二十一世纪了，他做了一个遭村里人议论一辈子的事——将地和房子都卖了，初四便大包小包收拾好自己的全部家当和零星几件父母的遗物，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绿皮车。
工厂
作为年后第一批返京旅客，北京的一切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京郊的工厂还在冒着滚滚浓烟，这说明只有工厂一年中工作时间最长，赚的最多，这是刘延年幼稚的想法。但其实也没错，那时进工厂是铁饭碗的说法还流传在社会上，刘延年对什么工人下岗、工厂关停一概不知，只想在首都找份稳定的工作。在找中介、签合同、专业培训后，经过一波三折的他终于成为了一名钢铁产业的合同工。
刘延年的工作是物料搬运，每天将钢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材料和成品的进行装卸和运输，每天看着灰色的烟雾从高耸的灰色烟囱中升起，进进出出灰色的厂房，他变得越发不爱说话，有时别人叫也说话他也不回答，好像换一个生活方式没能改善他的心情。
生活节这样继续着，年龄还不算大的他没有被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波及”，在工厂里继续日复一日的工作。但命运是无常的，2006年，随着污染问题的治理，刘延年所在的工厂也撤出了北京，很多工人都和工厂一起离开了，但他并没有，他坚信大城市里才有更好的机会。讽刺的是在过去的六年间他一直在工厂中度过，从未想过去寻找“新的机遇”。
死胡同
他已经在工厂中生活里太久，很多东西都被放在了宿舍的角落里、洗手池旁、床底，在东拼西凑一样地找到所有财产后他背着一个蛇皮袋、一个拉杆箱又走上了找工作的道路。
这些年来他已经积攒了些钱，这些钱全存在银行里，他花二十买了一个人造皮革的卡袋，将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小心的揣在自己怀里。这些积蓄给了他仔仔细细找份工作的底气，但当他了解到现在哪怕是当工人也需要学历，这让仅有小学学历的他有些难堪，他在多方打听后决定用自己买房买田剩的钱和几年来积攒的积蓄去美发培训学校学习。
在用不多的存款上完了一学期的课程后，他也算是有了职校的学历，准备去找家理发店打工。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应聘到职位了，只需要去医院查一份体检报告确认没有传染病就可以入职了。体检很顺利，直到听力测试，他被查出有四级听力障碍，这意味着服务行业不可能要他了。他在父母离世后第二次感受到了绝望，他身上的钱不多了。
终点
在天崩地裂中他还是拿着体检报告去理发店碰运气了，但事情没有反转，他被拒绝了。他办理了残疾人证，思索着出路。最终，一家清洁服务公司的广告给了他希望。
这是一份很脏累的工作，薪水也很低，宿舍在外包的小区地下室，但这份工作包吃包住，刘延年已经别无选择，立刻拎包入职。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五点起床，骑着三轮载着垃圾桶去各处清洁地面、收垃圾、将垃圾送至指定地点，秋天扫扫叶子，冬天铲铲雪。
每天都要穿着公司的指定制服，每天都要在早上听领导的训话（虽然他越来越听不清），每天都要在相同的垃圾堆旁守着，他对生活越来越厌烦，但他觉得除此之外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于是他又对生活越来越习惯。他曾想过，也许自己将在地下室的宿舍里度过余生。
二十年后，他仍然干着这份工作，残疾证上的四级听障变成了二级，皱纹悄然爬上来他的脸颊，人们对他的称呼从刘延年变成了老刘头。他喜欢在骑着电车运垃圾时笑着向正在玩的孩子们打招呼，即使他听不清回应；他喜欢在忙里偷闲的时间坐在垃圾桶旁的小板凳上抽支小烟，即使他没什么烟瘾；他喜欢在人们开始遛弯的时候和小区里好聊的老人们，或者说是同龄人们，扯着嗓子说上两句，即使他只能从对方极力地表达中摸索到只言片语。有人觉得他是个疯子，有人觉得他是个傻子，甚至人觉得它是个深藏不露的智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只是个迷失在人生中的可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