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七月的一天，家里的电扇送去修了，我实在受不了房间中的闷热，一个人拿着蒲扇跑到出来，抱着栏杆发呆。
“喂，小鬼，你在想什么？”正想着该怎么说服妈妈多给些钱明天在校门口买个鸡蛋仔吃，一道清脆而娇媚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声音的主人此刻站在我的旁边，她脸很白，应当是涂了粉，嘴唇很红，右眼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头发烫成时下流行的大波浪，双手放松地搭在栏杆上，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香烟。如果不是她还穿着睡裙的话，看起来会很像画报上的电影明星。
“我知道你！你是阿泽哥哥的老婆。”住在203的阿泽哥哥三天前结婚，每户都亲自送了喜糖，我记得她当时挽着阿泽哥哥的手，穿着旗袍，妈妈从她手中接过喜庆的红盒子，拉着我连道“百年好合”“早生贵子”。那盒喜糖也在当晚被我全部吃掉了。
“记性不错嘛。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看着外面发什么呆啊。”她的纤纤玉指来回摩挲着那根烟。
“没发什么呆。你要点吗？”我指了指她手上的烟。
“废话，你在这里，我点什么点。”
“我爸以前经常在我面前点烟的。”
“你爸人呢？”
“他在监狱里。”
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后又恢复正常。我们之间沉默了片刻，她又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钟伊敏。你是不是还要问我几岁？我八岁了。”
她笑了，笑的很好看，像楼下花店卖的玫瑰。
“还是个聪明的小鬼，”她敲了敲我的额头，“那聪明的小鬼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觉得她实在是个奇怪的大人，小孩子怎么能明白大人在想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大海？”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刚好能看到大海，于是我随口一猜。
她瞪大了眼睛，低声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露出十分不可思议的表情。“你是会读心术吗小鬼？我真的在想大海诶。”
“真的吗，我随口猜的。”我有些骄傲起来。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想大海吗？”她又抛来另一个问题。
“…我猜不出来了。”
“因为我想去看海。”她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望向更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应该不是眼前的海。
“那你直接过去就好了。”我指着前方的海水，有一艘刷着绿漆的船刚好经过，引擎的声音传到我们耳边时已经被空气截掉许多了，闷闷的，跟天气一样。
“海？你这叫海？香港的海才不是海呢。我想看的，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旁边要有金黄的沙滩，成排的棕榈树…总之不是这片海，是洛杉矶那种的。”
落山鸡？怎么会有地方起名叫落山鸡啊。我憋着笑问：“你去过‘落山鸡’吗？”
她没看见我脸上的笑意，低着头认真地回答：“没去过，所以才想要去啊。”
“那你怎么知道那里是你说的那样子？”妈妈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除非亲眼所见，不然不要断定它是真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流言和骗子。
“我就是知道。”她又转过头来，笑着看我，但却不像是在看一个字都没识全的小学生。
“好啦小鬼头，你是不是还要作业要写？你进屋去吧，关好门，我真的忍不住要点一支烟了。”她的打火机已经在她手上关上又打开好几次，金属盖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比爸爸每次点烟前划火柴盒发出的摩擦声要悦耳很多。
“不要叫我小鬼头，”我认真地看着她，“叫我伊敏。还有，你叫什么？”她给我的感觉与这里的其他邻居都不一样，这让我无端生出了一种勇气去完成我提前成为大人的愿望。对着其他人我绝对不可能说出这句话。
“好，伊敏，我叫梁佩兰，你叫我佩姐好了。”她没有一点诧异的表情，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看到她有个浅浅的酒窝，有点像学校里的文老师，不过文老师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抿出来。
“为什么我不能叫你阿兰嫂呢？”楼下住的肖平哥的老婆，就让我管她叫阿玉嫂。
“为什么要叫我嫂子啊，我本来就是姐啊，对你来说，我和阿泽应当是独立的两个人，你我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干嘛要叫我嫂。”
我没有听懂佩姐在说什么，也没时间搞懂了，因为她已经把烟放到了嘴边，关上门前，我看见香烟升起的白雾飘向空中，很快消失不见。
那天之后，我和佩姐熟了起来。她成为在这里除了妈妈之外我最熟悉的大人。
我放暑假，妈妈在医院的工作很忙，佩姐是晚上上班，我每天写完作业就会去找她。她会和我下棋，一起听留声机，带我喝奶茶吃鸡蛋仔，偶尔也去图书馆看书。这样一来，炎热的暑假好像过得很快。
她没有告诉我她在哪里工作，只说她是歌手。歌手就会上电视啊。我偶尔会想象她在电视台工作的样子，穿着华美的连衣裙，带着珍珠项链和耳环，踩着高跟鞋，发型哪个流行烫哪个，举着话筒，台下的观众都为她鼓掌。这样一个人，我竟然与她是朋友。
我和学校里的好朋友说，她们都不相信。小灵说歌星怎么会住在我们这么普通的房子里，当然是住在山顶，或者就是自己坐拥一大片海的别墅。
“我们这里也能看到海的。”我在心里反驳。
我们的新教室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我一眼就看到一个叫洛杉矶的地方，原来不是“落山鸡”。文老师说那里有很漂亮的海。
“比香港漂亮吗？”我问。
“也许吧。”
“我要怎么样才能去那里？”
“坐飞机，或者坐船。不过都要花很久。坐飞机会快一些，坐船也许要花上几个月。”
吃牛腩河的时候，我把原话转述给佩姐，她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飞机应该会很贵。我还是坐船吧。”
那天吃完，我和佩姐从楼梯上来，就看到妈妈焦急地在门口徘徊，看到我，她仿佛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将眉头皱起来，冲过来拉过我的手，问：“你去哪里了？不是让你好好呆在家里不要出门吗？你怎么不听话？”
佩姐抢在我前面回答：“我们去吃了牛腩河。莉姐你放心，我一直都在旁边的。”
我看到妈妈强撑住脸色，挤出了一个笑容，对着佩姐说：“辛苦你了阿兰，谢谢你请阿敏吃牛腩河，我们先回去了。”说完拉着我就走。妈妈的手劲很大，我根本无法抵抗，只能转头看佩姐，她冲我做了鬼脸，然后挥了挥手，我冲她笑，她也冲我笑。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笑容能比那天灿烂。
“钟伊敏，你之后再也不能和陌生人出去了，知道吗？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佩姐不算陌生人…”
“怎么不算？你只知道她是阿泽的老婆，你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
我摇了摇头。
妈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抓紧我的肩膀：“她有没有带你去什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去歌舞厅？”
我一头雾水，只觉得妈妈掐我掐得好痛，“没有啊。”
妈妈抚了抚胸口，随即郑重地对我说：“阿敏，你听好，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和她来往了，听到没有？”
“为什么？佩姐对我很好啊。”
“没有什么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懂。你就只管读书。”
“可是…”我刚想说话，妈妈就松开了我，转身进了厨房。留下我愣在原地。
小孩小孩，每次都这样说，我明明不是小孩了。
小孩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妈妈不在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敲203的门。大部分时候都是佩姐一个人在家，偶尔会看到阿泽哥。阿泽哥是的士司机，总是要载客，所以很晚才回家。佩姐总是说：“晚点回来好，最好永远不回来。”我以为她是像tvb里的女主一样娇嗔，只觉得阿泽哥和佩姐好恩爱。
佩姐一直在瘦。她原来的身材真的可以比过港姐，现在脚腕骨突出的有些吓人。我问她为什么瘦这么多，她说是为了保持形象。
“可你原来的形象就很好了啊。”我嘬着口中的棒棒糖。
她嘴里也叼着棒棒糖，脸颊泛白，嘴唇因为糖的滋润有了些血色。
“佩姐应当是生病了。”我暗暗想。
香港没有冬天。圣诞节的时候，我上身还只用穿一件毛衣，佩姐在吊带裙外面套了一件红色的大衣。我们站在阳台上，看着太阳沉到海底，树上绑的彩灯亮起来，所有树都像圣诞树。
放假的前一天，文老师突然没有来上课。放学之前，校长进来告诉我们，文老师遭遇车祸，过世了。
班里一瞬间安静了。紧接着哭声此起彼伏。我的同桌开始用衣服擦鼻涕和眼泪。我哭不出来。此前我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人的死亡，也不太懂什么是死。只觉得以前每天都会见到的脸，突然变成了一张黑白相片。有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往后几十年的人生中。
我告诉了佩姐，她沉默了一会，然后问我：“你觉得人死后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天堂或地狱。”
“我小时候看过维京海盗的故事，他们认为死后人的灵魂会回归海洋。”
“死后就不会再痛苦了吧？”
佩姐没有回答我的话，自顾自地说：“如果真的能这样就好了。”
我看到妈妈的身影已经站在了楼门口，还没来得问佩姐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急忙说了拜。关上门后从猫眼看去，佩姐点了一支烟又很快掐灭。她撩起了披肩的头发，我看到脖子上有一处白色的膏药，白纱布底下藏着我不认识的佩姐。
学校的同学们已经交换圣诞礼物和贺卡了，我突然想到，我也应该给佩姐画张贺卡。抽出彩色卡纸，选了湖蓝色的一张，却不知道该从哪里画起，只写下了Dear佩姐。深思熟虑后，我找出课本，翻到了有海滩插图的一页，拿出水彩笔。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洛杉矶，但应该差不太多。
大人有太多难以实现的愿望，我也只能帮她到这里了。
几天后佩姐收到我的贺卡，拿在手上看了又看，我觉得她是真心喜欢。她告诉我她从没收到过贺卡，我心里有点难过。我告诉她以后每年我都会给她画贺卡，她愣了一下，随即不相信似地笑起来。
“我不会一直在这里，你也不会。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怎么办？”
“我会找到你的，天涯海角。”童年的许诺就如吹起一片羽毛一样容易，但我们都明白它是世界上最有分量的东西。
我看着佩姐的眼角逐渐盛上眼泪，在快要漫溢的那一刻，她蹲下抱住了我。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学着电视剧里那样轻拍她的背。她没有哭出声，可我早就听见了她内心的倾盆大雨。
上学路上，总有同楼起得早的阿公阿婆在楼下晨练、谈天。我路过，他们总是跟我打招呼，我也回以“阿公阿婆好”。直到有次我忘了拿铅笔盒，小跑着折返回去拿时，才听到刚跟我打完招呼不到三分钟的他们，说着我和我爸妈。他们说我爸进监狱是因为偷拿了老板的钱，还对老板的女儿图谋不轨，而我妈早就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三天两头不回家。我词汇量很大，三言两语就听明白了他们在议论什么。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空穴来风，可我还是流下了眼泪，我没有勇气冲过去和他们对峙，只得低着头红着脸跑过去，关上家门才大声哭出来。
那天我迟到了，老师告诉妈妈。妈妈听了我说的来龙去脉后沉默不语。
妈妈也没有勇气。
那天晚上台灯亮了很久，我伴着妈妈的压低的抽泣声入眠。
后来我见到那些阿公阿婆都快步走过，再也不看他们一眼。虽然诅咒他人不对，但我希望他们没有好下场。
我偶尔和佩姐走在一起的时候，会碰到他们。他们用令人反感的眼神打量着我们俩，我们很有默契地加快脚步。有时候还没走远，就会听到他们刻意提高音调，用嘶哑的声音说到：“真不要脸，还天天和小孩在一起，也不怕带坏小孩。”他们还会骂很难听的词，这时佩姐就会把我的耳朵蒙上。“听了脏耳朵。”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