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时光是中国式的。古典的，富有乡土气息的，一大家子人的社会。从现在看回去，是一页页温暖泛黄又红火的纸张。
虽说我是在北京出生，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近六年来所有的春节也都在北京和家人一起过。但在我的想法中，北京却总是少了家的味道，与我仅去过几次的北票相比反而更像一个暂居的旅馆。
老爷一大家子人都在北票生活着，二老爷，三老爷，大姑姥，二姑姥，还有与我隔了两代却恰巧与我是一个生肖的太姥姥。每年的寒暑假，或者春节，我总会有一段时间是在那边度过的。
一般回去我都是住在太姥姥家。两室一厅，对比我在北京的房子来说实在算不上大。可在我印象中却比实际上大很多，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太小太小了吧，不管是年龄还是身高。楼下是一条长长的土路，挺宽的，可与五六层高的楼相比就不算气派了。我很少往路的东边走，那一头有渐渐堆起来的碎石。再往远，是一条沥青铺成的很长的公路，现代的与我身后判若两个世界。现代的光景两侧却空无一物，是宽广的平坦的废弃土地，要很努力往外望才能望到灰秃秃的建筑。我总是觉得这一边过于的无聊，虽说漂亮，却总是缺少点什么东西，因此我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在东方太阳照亮高楼一隅时草草往那边看一眼。
我更喜欢路的西侧，那面应该更接近“城区”，至少更接近我心中的北票。红砖建成的小楼，高高低低的。钻进去就好像闯进了一片温暖的芦苇荡，温暖的，有着人生活的痕迹。
每天一早最早出现的声音应该就是楼下推着车的老大爷了，我从未见过他，只是每天早上都会听到他的声音：“修剪子嘞——磨菜刀——”。老大爷有一点不知道那里来的口音，我听不懂这些音节，只当是在北票居住特有的特色。也确实是特色，在城市北京，我从未听见过这种声音。即使零星有过，也不是记忆中那位老大爷的声音语调了。
一家人聚在一起，年定是要一起过的。但实话实讲，我对年的印象并没有那么的深刻。也许是桌子太小，人太多，我当时的大脑不足以处理那么复杂的事情吧。因此留给我的关于春节中“人”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
能在我记忆里留存最久的，就是年夜饭上从不缺席的那道猪蹄。猪蹄是姥爷自己炖的，很香，肉也多，一吸就能喝到浓郁的汤汁和软烂的筋肉，实在是当时我的最爱。家里人都宠我，特别是姥姥。每当有炖好的猪蹄时，她总是破格，在饭前悄悄给我吃第一口。这其实是“不合规”的，按规矩讲，开饭必须要长辈先动筷，姥姥也恰恰是在这方面抓我抓的最严格的。因此，猪蹄面前我那不可多得的特权显的尤为珍贵。
过年，绝不仅是太平和气的。没有硝烟的，看似和平实则明察暗算，互相较劲的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送红包。亲戚多，朋友多，翻过年来的大年初一，缺不了的是一个又一个来送我红包的客人。“别人给的红包不能要。”家里从小就这么教育我。所以每当有人拿红包要来我也总是胆战心惊的，最怕他们悄悄的直接问到我，弄的我手足无措。
还好姥姥帮我挡下了绝大部分“攻击”。一米不到的我偷偷的靠在门框上，仰着头看着眼前大人们的推搡。一方后退，一方向前，如此往复。手里的红包更是被推来推去，一边摆手，一边硬塞，两边都强硬极了。光是动作不停还不够，嘴上也不能闲着：“收着吧收着吧”“不要了，别给了”“就拿着吧没多少钱”“唉呀不用，她有钱”“没事一片心意，都是小钱别客气”“我真是没跟你客气，心意领了，钱就不用给了，孩子也用不到”……两人仿佛要争到天荒地老一般。一般是已送压岁钱的那一方败退结束，可第二天临走后，总能在鞋架或者哪个几家旮旯处找到包好的红包。
六年了，我已经六年没有回到过北票了。可那里的人气儿却是让我怎样也无法忘怀的部分。热热闹闹的，很大一家子人聚在一起。有着我不知从何而来的观念中那种中国乡土家庭的味道，那种红红火火一家子人的幸福。身处北京，这种感觉太少太少了，春节仿佛也只是被量化成了冰冷的假期与忙碌而非冰冷天地里的温暖港湾。
其实我已经分不清，我对北票的怀念究竟是因为那里的年味与人情味更加的浓厚，还是因为在时间的涌动中，我已把那里当做对儿时欢乐时光的代言。
其实不太重要，无论怎样，我都已经回不到那个四世同堂的北票，而它在我泛黄的记忆里，也从不会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