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后，在她奄奄一息的母亲的床前，安德烈娅·瓦里安特·科巴德又想起了拉诺斯草地上那个昏黄的夏天。那时她十六岁，天真可爱，毫不关心男孩、珠宝与指甲油以外的任何东西。母亲的模样也还年轻，乌黑的头发用苦杏油梳得光亮，高高地盘在脑后。每个盛夏的休息日都是野餐时间，母亲会用木篮兜起灰硬的面包和奶酪，叫上父亲和安德烈娅，发动那辆早该开进汽车解体厂的黄色大瓦格尼（吉普车名），驶上满是沙尘的路，他们的目的地是拉斯诺唯一一块常年翠绿的草地。
安德烈娅不讨厌野餐，也喜欢在草地上捉蚱蜢，但她恨极了万年不变的硬面包与喷着黑烟、嗡嗡作响的汽车。她曾跟母亲控诉食物的难以下咽，每一次母亲都用同样的话回答：
“我们没有剩下的钱可以买其他的了，面包总该比树皮可口，不是吗？”
也许吧，但我现在就宁愿啃树皮，安德烈娅想。
还有那辆车，那辆总是打不着火、保险杠上的车漆全掉了的老车。自安德烈娅出生起，那辆车就在那了。从出生起，安德烈娅就讨厌那辆车。那是一个丑陋的满是噪音的陈旧机器。安德烈娅估计，除了她母亲，没有谁再会喜欢这种东西。父亲是想要一辆新车的，安德烈娅从他看汽车栏目的热切眼光中能看出来，但谁都知道这不可能。我们只能负担得起树皮，安德烈娅想。
茵绿的草随风舞动，柔软而飘逸。安德烈娅躺在草地上，草像棉花般托起她的身体，这足够让人忘却树皮般的面包和逼仄的车后座了。母亲从车里拿出装着食物的木篮和一个裹着丝带的小盒子，坐到安德烈娅身旁。她小心地拿出面包，并用小刀把它们切成一小片，抹上黄油奶酪，递给安德烈娅。安德烈娅皱着眉头接过面包，大声说：
“今天一切都很棒，除了这个面包。”
母亲微笑地看着安德烈娅，把小盒子推到她眼前，说道：“看看这个，估计你就不会再介意那面包的味道了。”
“这是什么？”安德烈娅问。
“一个礼物。”母亲解开盒子上的丝带，“明天是你的生日，可我没法在家陪你。你的姑妈早上给我打了电话，叫我明天务必去找她一趟。”
“姑妈？”安德烈娅打开盒子，很高兴地看到里面是一对嵌着白色宝石的耳坠，母亲每年都会送她些漂亮的首饰，“哪个姑妈？”
“你最喜欢的那个，布鲁佳姑妈。”
布鲁佳姑妈和她的名字一样，神秘而幽默。她擅长从各样的征兆中看出未来的影子。每天晚上回到家的第一时间，布鲁佳都会沏一大杯意式咖啡，接着在十五分钟内全部喝完，留下一点点咖啡渣用来显示命运。
“咖啡渣是最精确的。”她评价道。
昨天之前，布鲁佳已经有近十年没在咖啡渣里读到什么值得分享的东西了，一般不是些天气，就是她那些愚蠢同事的无聊的桃花运势。直到昨天，咖啡杯里才显示出了些与往常不同的神秘迹象。布鲁佳紧盯着杯底，残渣在残留的咖啡液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三分钟后，沉渣彻底停止了它们的运动，布鲁佳惊呼一声，冲向客厅，抓起电话打给了她哥哥的妻子。
“布鲁佳？”电话里的人问，“有什么事吗？”
“有，当然有。”布鲁佳有些激动地说，“有些事情，它们要发生了，我得告诉你，我得马上就告诉你。”
“不，不能这么告诉你，不能就这么在电话里说。”布鲁佳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得来找我——马上来找我！”
电话里的人显然被这状况吓了一跳，放轻了声音，小心地问道：“这是出了什么事？你还好吗，布鲁佳？”
布鲁佳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冷静点，她在脑海中对自己说。
“我没事。明天你得来我这儿一趟，我有事要告诉你，关于你女儿——关于安德烈娅的。”
十多个小时的等待后，安德烈娅的母亲出现在了布鲁佳的门口。布鲁佳把她的客人请进了室内，为她倒了杯水，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安德烈娅会上大学。”
她的客人半张着嘴，似乎有些惊奇又有些迷惑：“她成绩并不好。”
“我知道。但我看到了——她会到大学去。”
“我们也没有钱供她上大学。”
布鲁佳盯着她的眼睛，缓缓地说：“她会得到上大学的钱。”
沉默中的两人对视着，一个想从对方眼中看到信任，另一个想看到犹疑。没有人发现窗外大树上最年长的一片绿叶已经变黄，摇摇欲坠。
安德烈娅的思绪从床上母亲布满皱纹的脸旁滑落，潜入窗外的萧瑟树影里。那站着一个男人。三天前她收到了他的信，他叫她来见她母亲最后一面。尽管安德烈娅对这封信充满怀疑，但直觉领着她重新回到了这片幼时的土地。
于是她在车站遇见了他，他面颊消瘦、眼眶深邃，灰绿的眼睛上是两条粗黑的眉毛和一头卷发。安德烈娅本以为他是个严肃寡言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很善于找话题。
安德烈娅在镇上新开的咖啡店请了他一杯，他向她道了谢，拿起晨间晚报略读一二。
“你知道最近有个盗窃犯逃到这里了吗？”他问，“他在东边那个城里最大的奢侈品店偷了价值八辆汽车的东西，在警察找到他前就带着满车的宝贝逃走了。前几天有人报案说他在这里，昨天他就被抓了。”
安德烈娅笑了笑：“这群警察倒是挺速度的。”
他也露出了一个微笑：“报纸上说他可能要判十多年。”
“这么多吗？”安德烈娅挑了挑眉，“我觉得这判太重了。”
“估计是那些东西太贵重了，”他把报纸折好，放在小圆桌上，“法律里是这么写的——看价钱判罪。”
“可他没伤人，奢侈品店肯定也买了保险，他没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至少他品行不端，这也算给他一个教训了。”
安德烈娅没有思考：“他可能喜欢到不得已了。”
“这可不是什么充分的理由。”男人笑了笑，“但我能理解。”接着他讲起了他曾极度痴迷于石头收集的故事。
咖啡店的老板收走了安德烈娅的空杯子，对着门口一颗老树自顾自地感叹着秋天的到来。安德烈娅还记得，在她孩提时代的每个秋天里，一片片黄绿、火红的叶霸占着街道与房顶，在秋风的伴舞下高声歌唱。她总在几株参天大树间徘徊着，陶醉于枯叶碎裂的沙沙响声和那肥沃泥土的潮湿味道。富饶的、诗意的秋天，安德烈娅评价道。
七岁那年，在树叶落得最多的九月份的一天，父亲载着安德烈娅驶向她的小学，她会在那儿待上三个月。车上，父亲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把夹在耳上的烟递进口中。安德烈娅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摆弄着安全带和自己的皮筋儿。半个月前她过了七岁生日，和安德烈娅每个生日一样，母亲送了她一件小饰品。现在想来，安德烈娅估计母亲在她时尚审美的养成中做了不少贡献，直到现在安德烈娅还能清晰地记得，七岁那年她收到了一个手链，细亮的银环上嵌这一颗光滑的白色珍珠。母亲总说安德烈娅喜欢这种华丽闪亮的小东西，后来她才意识到，那个对宝石珍珠痴迷的人兴许不是自己。
开往学校的路上，七岁的安德烈娅带上了母亲送她的手链，白色珍珠在手背上闪闪发光，她想在开学第一天打扮得漂亮一点儿。
父亲瞟了安德烈娅几眼，说：“你最好把手上那东西摘下来。”
安德烈娅看向父亲问：“为什么？”
“嗯……”父亲犹豫着，“因为它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它是我的呀。”安德烈娅皱了皱眉，“它当然是我的，它是我的生日礼物。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们没有钱买珍珠。”父亲答道。
安德烈娅觉得父亲真是奇怪极了，法尔索批发市场上的项链和耳坠还没土豆贵，她还没见过谁连这些东西都负担不起，大多都是觉得它们廉价而无用。她郑重地告诉父亲：“法尔索那儿没有超过两条面包价钱的项链。”
“但你现在手上的东西可不是在法尔索买的。”父亲没有看安德烈娅，“它们是真的。”
安德烈娅眨了眨眼：“真的？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那是真正的珍珠。”父亲叹了口气，“7月27日的新闻里说，有个珠宝店丢了一串手环。”
“那也不可能是我的。”安德烈娅有点生气了。
“有人从珠宝店偷了它。”父亲看向安德烈娅，“你最好还是把它摘下来。”
安德烈娅紧皱着眉头，不解地看着他。
父亲向安德烈娅伸出手：“把它摘下来吧，我把它还放进那个盒子里，藏在后备箱的一角，三个月后等你回来还能找到它，好吗？”
“我没明白。”安德烈娅仍旧困惑地看着父亲。但父亲没再说话，只是冲着她的手链轻轻点了点头。
几秒的沉默后，安德烈娅慢慢地靠上椅被，迟疑地抬手，轻褪下手链，递到父亲掌中。父亲在安德烈娅的注视下把手链安放好，扣上了盒子的盖。
安德烈娅叹了口气，扭头看着窗外。树在风中晃个不停，无数片叶子被卷落又被吹起。风夹着路上的沙土打在两旁房子的门上。安德烈娅估计这声音一定很难听。今天清晨还在的明媚太阳此时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天上阴沉沉的，全是云。一朵朵灰白的云压在一起，笼罩着大地，像条四处漏风的棉被。
终于，老旧汽车亮出了它红色的车灯，宣告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前，安德烈娅狠狠吸了口气，她盯着父亲问：
“我没明白。如果手链是真的，它是怎么到我手上的？”
“它是你母亲送给你的。”
安德烈娅表情严肃，她仍想追问。
“你的母亲，”看到安德烈娅坚定的眼神，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你的——我的妻子，很喜欢亮晶晶的小东西，她在这方面总是把持不住自己。”
安德烈娅回过头，用力眨了眨眼，“砰”得一声拉开车门，径直向学校走去。“等三个月后我就把这件事问清楚。”安德烈娅对自己说。
她也确实这么做了。母亲带着一丝歉意笑了笑，把安德烈娅搂进怀里，告诉她珠宝店都会给饰品买上保险，它们会得到一大笔赔款，有时会甚至超过珠宝本身的价钱。母亲说，没有人吃亏。
“那么保险公司呢？”安德烈娅问。
母亲亲了亲安德烈娅的额头，轻快地说：“保险公司的钱可是从所有劳动的人身上来的，它们从不会让自己吃苦头。”
安德烈娅望着母亲，手上摆弄着自己的衣角，撇了撇嘴，又轻轻点了点头。
在世上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母亲终于意识到布鲁佳姑妈的预见并不像她所认为的那样玄幻而不可相信。开学一个月内，安德烈娅成了班上成绩数一数二的好学生，老师们都很喜欢她，说她活泼开朗且聪明伶俐。
十一月的一天，拉尔夫先生找到了安德烈娅。拉尔夫先生是安德烈娅的文学老师，一个儒雅随和的英国人，带着点威尔士口音。他希望安德烈娅能去大学深造，并表示老师们会给予她支持和帮助，但安德烈娅还没想好。
如果去上大学，那将会是安德烈娅离开家最远的一次。她有可能去到大城市，她很期待于这样的经历，但她说不好家里会不会同意。安德烈娅打电话给了母亲，母亲说若是安德烈娅有上大学的打算，她们会尽力而为的。
拉斯诺的草再次变得翠绿可人，安德烈娅知道夏天又来了。父亲在去年秋天的一场车祸中离开了她们。保险公司为这场灾难感到很抱歉，给了很多钱，足够了安德烈娅四年的大学生活。从此她坚定要考上大学。母亲发现布鲁佳姑妈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把保险公司的赔款全部装进信封，锁进了柜子里，等安德烈娅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打开。
家中少了父亲的收入，变得拮据起来。为了保障生活，母亲不得不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为来体验小镇生活的一对富豪打扫别墅。
别墅在几个月前刚刚落成，金碧辉煌。高大的圆顶大门讲述着房子主人的富有，乳白的大理石没有一丝裂隙，映着水晶吊灯灿烂的光和镂刻木椅的影。旋转楼梯和它张扬的金色扶手占据了一层最大的一片空间，母亲觉得那一定是为公主展示裙摆设计的。
富豪的管家领着母亲参观了整座房子，告诉母亲她的任务是让餐厅、楼梯和三个浴室不染一尘，从镜子的四角到壁灯的缝隙里都不能有一点污渍。至于大堂、卧室和顶层那个小阁楼等其他地方，自然有其他人负责。“不用担心你事务外的东西，也不要尝试去开那些锁上的门和抽屉。”管家说。
这份工作比母亲预想得要更耗费心力，但好在报酬很不错，她的表现也足够令富豪们满意。五个月后，母亲已经能够完美地摆放每一对刀叉，精确地记住每一瓶香水的位置。每天清晨，她都准时到达豪宅门口，等待从管家手中拿到各个房间的钥匙，然后找到杂物间最光鲜的抹布，趁着阳光把楼梯扶手上那层掩盖它们璀璨金色的浮灰擦去。富豪太太被那绚丽的光彩晃伤了眼睛，在医院待了三个月，却未曾怪罪母亲，反而把阁楼的钥匙给了她，让她在打扫餐厅、楼梯和三个浴室之外再清理掉阁楼里的蜘蛛网。
“我们会给你双倍的价钱。”富豪们用殷切的目光期盼地望着母亲。
母亲点了点头。从此，在卫生间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不再留一根发丝后，阁楼的小木门总会即刻被那把铜锁“咔嚓”一声打开。
走进阁楼的第一刻，一个声音闯入了母亲的脑海，让她知道了她的不幸将发生在这。但阁楼有种魔力，不知是因为那紫色玻璃的窗还是藏在灰尘里的盒子，使母亲醉心于阁楼的昏暗，眷眷不忘那充满霉灰的角落。
安德烈娅仅仅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才听闻了阁楼的神秘，但能够走入大学的欣喜使安德烈娅忘记了回家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她不记得自己怎么上了自家的车，不记得接她的人是谁，不记得晚上睡在了哪张床。直到两年后在大学宿舍中，面对着那报纸上的通告栏，安德烈娅记忆的闸门才重新被打开。
她最先想起了开学前一周的夜晚，她正盘坐在床上细数每一年生日收到的礼物，发现自己遗落了一条七岁的珍珠手链。把家翻遍后她最终找到了后备箱里的小盒子，拿出了那落在时光中的宝贝，意外地发现上面镶着一颗红珍珠。安德烈娅依稀觉得她不曾见过这样的红珍珠，起码它不该是红色的，但谁也说不好十多年的时光会把记忆冲洗成什么样子，因此她没在意。
接着安德烈娅记起了拉尔夫先生，他亲手递给她了录取通知书。她记起了自己怎么走出的学校大门，记起了自己怎么上了车，记起母亲载她回家时颤抖的手和苍白惊惧的脸，还有那指缝里深红的污渍和颈上的绿松石，以及紧紧上锁的车后备箱。安德烈娅意识到，如果那个时候她去找手链，将会看到一副正在流血的身体。
安德烈娅真希望有人能告诉她她记错了，但通告栏里瓦里安特的姓氏和“偷窃珠宝与故意伤人”的罪名，还有那富豪太太的黑白头像，都让安德烈娅意识到她的记忆不曾扭曲，那是事实——有人杀人了，而且杀人犯姓瓦里安特。不安与悔恨拧成一股巨流向安德烈娅涌来，她想呼喊，她想尖叫，她觉得自己快疯了。在报纸上描述的那破地方还有谁会姓瓦里安特？不是父亲，不是安德烈娅，是那个瓦里安特，是她母亲。
宿舍的窗外急风骤雨，把一切能够卷起的东西粗暴地拍在建筑外墙上。惊雷炸响个不停，却没见一丝闪电的光亮。安德烈娅望着窗外漆黑一片的世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她也不明白这哭泣的缘由是什么。她太不知所措了，仿佛眼泪能让她找到方向。
安德烈娅不知道她是怎么睡着的。她在半睡半醒间做了个梦，梦里警察敲开她的房门，把她拉到派出所的隔间里，要她做这起命案的目击证人。安德烈娅梦见自己上了法庭，梦见母亲向法官解释她只进行了偷窃，富豪太太的死完全是个楼梯上的意外。安德烈娅梦见法官要求她说出她看到的，告诉她她的目证将对定罪起到关键作用。
一声巨响把安德烈娅拖出了梦境，窗外那棵大树的枝干折断了。她从床上坐起，理了理自己毛躁蓬乱的头发，洗了把脸，试图让自己红肿的眼睛看上去好一点。安德烈娅回想起了那个梦，不由得忐忑而惶恐。她尝试说服自己，富豪太太是意外从楼梯上摔下去的，但安德烈娅知道，没有意外会流那么多血。大概率富豪太太撞见了偷窃的母亲，而对母亲来说，让富豪太太消失似乎比赔偿富豪们负担更小，谁让上大学需要那么多钱呢。
“她害死了人，她有罪。”安德烈娅怔怔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是我母亲，她很爱我。”
于是泪水再次冲出了安德烈娅的眼眶。没有人会同情杀人凶手，也没有女儿该让母亲坐牢。安德烈娅希望这只是一场梦，但布鲁佳姑妈说过，当预见的能力来临时你就会知道，那到底是不是一场梦。就像现在这样，安德烈娅想，这不是一场梦，我会走上法庭去指控母亲的罪行。
“不能这么做。”有那样一个声音在安德烈娅脑海里说。眼泪无休无止地滑下脸颊，浸入床单和枕巾，安德烈娅觉得自己像个泪水制造机。她能想起母亲的每一个拥抱与亲吻，想起每一年在拉斯诺草地上的欢乐时光。安德烈娅觉得自己在分裂。她愧对于拉尔夫先生课上讲的正义与道德，也愧对于母亲粗糙的双手和每晚的睡前故事。安德烈娅茫然失措。不知多长时间后再抬头，她发现窗外的雨小了很多，淅淅沥沥地掉着雨点儿，风也柔和了许多。
“哪怕那个梦会成真，”安德烈娅对自己说，“——我不能指控母亲。”
然后她撑起雨伞，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或者说逃走。
离开这座城市前，安德烈娅先找了一家店，打算当掉手链。柜台后的店员用他精密的仪器把这首饰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表情很困惑。
“小姐，”店员皱着眉说，“手链是真银的，这些金子和小钻石做的点缀也是真的，还有这颗珍珠。但——”
店员嗫嚅着，似乎在纠结措辞：“但珍珠貌似不会有这种颜色。我从没见过血液颜色的珍珠，也没见过能把它们染成这种颜色的技术。”
“你能告诉我这是哪里来的吗？”店员抬起头看着安德烈娅，后者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见到它就是这个颜色，这种血红色。”
店员还是收下了手链，并且开出了安德烈娅称心如意的价格。拿着这笔钱安德烈娅辗转了三座城市，念完了大学。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萨利尔·惠达，最后在离她出生的镇子一千二百公里外的时尚之都做了一名时装杂志的编辑。萨利尔切断了自己和安德烈娅的所有联系，二十多年来，这个名字再未曾出现在萨利尔的生活里。直到两周前的一封来信中，对方自称帕萨多先生，是布鲁佳姑妈的儿子，他想见安德烈娅一面。
安德烈娅，或者说萨利尔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她的，也没有给他回信，但帕萨多的信件源源不断地寄送过来。三天前，萨利尔在他的信中得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几天的犹豫后萨利尔决定回到故土，一个原因是为了摆脱帕萨多来信的打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
她在车站遇到了顶着一头卷发的帕萨多，他有着冷峻的面庞和高瘦身材。帕萨多仍称她为安德烈娅，给了她他的电话，告诉安德烈娅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打给他，接着开车把她送回了她曾经的家。
家中的摆设没什么变化，变的是安德烈娅和她面前的妇人。安德烈娅看着床上那个神智不清、行将就木的老人很难再联系起记忆中的母亲。她如机器人般恰到好处地照顾了老人最后几天，得当地寻了棺材，找了墓地，办了葬礼。帕萨多帮了很多忙，安德烈娅想感谢他，在镇上的咖啡馆请了他一杯。他给安德烈娅讲起了他几年前四处收集石头的故事，说他那时像疯了一样，为了找一块有意思的石子儿连悬崖都爬。他确实有了很多好看的石头，但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甚至在寻觅石头的路上落下了一些顽疾。帕萨多告诉安德烈娅他有多么后悔于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石头上。出于信任和安慰，安德烈娅把母亲的故事全讲给了他，“谁在年轻时都会痴迷点儿什么，不是吗？起码石头不会害人。”
几天后，安德烈娅收拾好东西，与帕萨多道了别，打算到她上的第一所大学那城市再转转，却遇上了五天还没停的大雨。为了不被泛滥的雨水困在那儿一个月，她只好立马搭上回返的火车，也因此错过了9月17日的晚报。
那天晚报上的特殊专栏邀请了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警察撰写，他写了很多很多，有警署里的趣事，还有玄妙可怖的命案。文章中的一段，他写到：
“……我从警这么多年来，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案子：一个保姆为了一条项链杀了她的富豪雇主。保姆把现场清理得非常干净，带走了尸体。我们调查了所有人，只有她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和工具，但我们找不到一点线索。没有证据，法院也无法宣判。这位富豪的死困扰了我们二十多年。直到几天前，一位年轻的先生向我们警署提供了一条那保姆女儿的录音，全盘托出了她母亲的罪状，我们才终于能够逮捕这个杀人犯，可没想到，她已经先我们一步魂归西天了……”
作者阐述：
终于写完了😭
关于部分名字（可尝试放入西班牙语翻译器）：
安德烈娅·瓦里安特·科巴德（Andrea · valiente · cobarde）
布鲁佳姑妈（Bruja）
法尔索（Falso）
萨利尔·惠达（Salir · huida）
帕萨多（Pasado）
其实我的梦只提供了一句想法：我的母亲是杀人犯。剩下一些行文风格等东西上的灵感来源于最近看的一本拉美短篇，想尝试模仿一下。
感觉时间结构写的非常跳跃凌乱，希望大家能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