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人真事改编。
我未对此人进行过任何采访，所有的素材都非刻意问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句是他的原话，他也不知道我会写这篇文章。
但谨以此文的非虚构部分，献给他。
此人过往，无论善恶，无论好坏，都不应该被埋没在时间里。
二零二三年，一个老人独自坐在自家大厅的沙发上。他看着只有五十来岁，但已经有六十九了。
夜还未深，方才九点半。这是他在众多房子中的一个，在北京的郊区，加上院子有五百来平。院子里种满了果树和蔬菜，有自己栽的桃树和李树，种了大葱和韭菜，还养了一条狗，叫冬瓜。
老人坐在大厅里。这大厅有六十余平，透明塑料门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一盘水果，包括啃了一半，但已经发黄的一个苹果；半把香蕉；白天刚从市场上买回来，吃了一口，便因为索然无味而被放置在那里，没再被动第二口的面瓜；还有四个已经发酸的荔枝。旁边是一个小茶壶，里面泡着绿茶，是老人自己调配的，搁了枸杞和胖大海，旁边有一个小玻璃盅，里面是半杯茶。桌子旁便是一个可调节靠背的沙发，是七八年前的老家伙事了。桌子和沙发正对着一个正在播放斯诺克比赛的电视，里面的奥地利选手败局已定，痛失了世锦赛的金牌，但好像老人根本没有在意谁输谁赢。
大厅的另一端是一个台子，上面摆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只存了几枚硬币的金猪存钱罐，几张淡黄的，记不得是哪年发行的邮票，一个笔筒，里面塞了两个做成刀币形状的U盘，和几张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粮票，还有一大堆散落的盒子，里面都是杂乱的小玩意。它们曾经被放置在老人另一个家中的黑木桌子上，那是老人用了十二年的桌子，但而今这些物件随着老人漂流到了这里，与那不锈钢的台子显得格格不入。这些东西曾经都蕴含了一段故事，但现在它们身上剩下来的，只有“曾经”二字，其他的，全都消散在了时间里了。
在这些杂乱之中，有一个小物件格外地突兀，是一个可移动摄像头，它的科技感与其他老物件格格不入。是老人的女儿安装的，老人平日独自居住，有了它，也算是有了一重保障。
老人起身，缓缓地从沙发上下来，把自己散落的两只拖鞋穿上，去到了自己的屋里，从双层床的上层，一个用来储物的地方，翻找出了一个录音机，这也是他女儿给他买的，是一个橘红色的救生多功能录音机，兼有手电筒，信号接收器，发电机，录音机的功能，但老人自从拿到后就一直没拿出来用过。
待老人拿着它缓缓回到大厅的沙发上时，便将这录音机放在了桌子上，长按了几下开机键，见其没有反应，也只是咕哝一声，而后又起身去台子上的盒子里寻来了一板电池，而后将其包装壳笨拙地打开，将两节七号电池塞到了收音机中，终于，开机键亮了。
老人按了一下收音按钮，收音机里清脆的女声说：“开始录音”。
老人便从胸口处拿出自己平时带在身上，当做笔记本的小活页本，这本子很小，只有十二公分见方。老人翻开本子的第一页，看着本子，对着收音机，开始了说话：
“这是一段留给未来的，忘了很多东西的我的陈述。
今天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三十号，上午大宝给我打了语音通话，说他们政治作业要求问问家里的老人关于年轻时候的事，结果我发现我已经忘了好多事情。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就想着，把现在还能想起来的事记录下来。
1954年，我出生的年份。我已经不记得我出生的月和日了，当时王成山和李叶就没想着去记我具体的出生日期，两个乡下人而已，我又只是房檐底下的老二。他们也就只记得，我出生在一个冬天。所以后来我登身份的时候就登了一月一日。
1956年，我那年两岁。我好像记得一些画面，但前两天娟娟给我分享的文章里说，这是因为人会把别人告诉自己的小时候的事，当成自己的回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是我记忆力好。
当时我就住在承德的一个小山沟里，在双塔山前面。是一间小土屋。屋子里的墙是黄灰色的，好像就是用土加上不知道什么垒起来的。整个屋子不大，还没有我现在的大厅大。就两个房间，一个是当厨房和餐厅用，但其实就只是有个烧柴火的灶台和一口破锅而已，有一个破木桌子，有一条腿已经断了，是用山上捡的石头垒起来支撑住的。还有一个是卧室，但其实就是两个方正的土堆，上面有两床被子。被子原是三手的，加上王成山和李叶用了十来年，上面早就被补丁铺满了。屋外头就是双塔山，当时还不像现在，还成了景区，当时就是两座荒山，山上有俩古塔，村子里有人病危的时候，才会有青年人背着那人，现劈荆棘杂草，开路上去，只是对着俩塔都拜三拜，就下来，也没见哪个拜完就好了的，但总是有人愿意上山去拜。我们屋子就是在两个山峰的中间，平时一旦下雨，就必须搬去山脚处其他人家里借助，因为容易被淹。从屋子向北走几里地，就是离宫。
后来听李叶说，我就是那年学会的说话，会说的第一个字是‘妈’，第二个字是‘毛’，然后就会说了‘毛泽东’三个字，但当时还是孩子，说话‘d’‘z’不分，能说出来的只是‘毛泽zhong’。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我就记得雪停的那天，我被王成山扔到了厚雪堆里，他和李叶笑得都很开心。
1957年，那年我三岁，从那年开始，我终于开始有了连贯的回忆，而不只是片段了。但其实也不多，就记得国庆那天，王成山的所在的钢铁厂放假，组织了所有员工去市政府那里全市唯一的投影仪那里看阅兵，当时找了林建国家的一床纯色褥子，当了屏幕，投了影，在市政府门口播放。播的时候聚集了几千人来看，前面的就坐地上，再往后的站着，最外边的直接就爬到了树上。就记得毛主席好像说了一句什么，结果在场的几千人全都站起来鼓掌，欢呼。
再有就是九月的时候，王成山找了个公立幼儿园，让我去上了。当时说是幼儿园，其实就只是市里的一个小破屋子，正中摆着毛主席像，毛主席像下面是一个小小的，陈鹤琴先生的照片。当时每天就是教我们背‘共产主义’，教唱《东方红》，再教我们基本认一些字，这一年就过去了。
至于平时，每天吃的就是种的菜，有夏天存下来的白菜，冬天做成酸菜。过年能吃上一个鸡蛋。
至于王成山，那个混蛋，每周必然会打李叶一次。如果李叶反抗，王成山就更起劲了，然后一般就会打我，每次要么用皮带抽，要么用脚踹。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他想这样而已。
1958年到1959年，我四五岁，我那时候的记忆都是很混乱的，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再往后的事，直到幼儿园毕业，就不知道是具体那年发生的了。所以就放在一块说了。当时李叶抱着我第一次进了离宫，好像那次进去时下了大雪，就记得看所有的建筑都很高大，院子里有青砖铺路，也没几个人，当时也都不要票，我后来也就经常去离宫里玩了。
1961年，那年我七岁，在上了小学，那个小学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还是很腼腆的，平时也不爱说话。当时的农村里太乱了，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个叫关迎的男学生，挺壮的，他就拉了学校里两三个男孩子，几个人每天就找别的小孩要糖，没有的话就打一顿。我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壮，就是很瘦弱，所以也一直被他们欺负。又因为当时王成山在钢铁厂里面每个月只能挣几块钱，就更没有钱来买糖了。所以每周他们都至少会打我一顿，我也不敢还手。
每次回去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我也问王成山帮忙，但他连管都没管，撂下一句‘男孩子，多打打架挺好的’，就不管了。
直到1963年春天，那时候我九岁，上三年级，开始想着保护自己，每天就往包里塞几块从山上捡的圆石头，每次被打完，就想着下次就那这个砸关迎，但每次都每那种挥出去的勇气。直到有一次，他们把我堵在教室里，我下意识地就把书包抡起来，阴错阳差地就砸到了关迎的脑袋，他脑袋直接磕到了墙，流了好多血。那次关迎一倒，他那群狐朋狗友就都跑光了。我看着关迎流了那么多血，竟然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就上去又踢了他两脚，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只被从小圈养的狮子第一次尝到了血肉的味道一样，我脑子里的阀门应该是被打开了。
后来那群人再也没惹我，但结果几周后，我就被开除了。
后来我才知道，关迎敢那么横行，是因为他爸是副校长。但听说后来他爸进去了，好像判了四年还是多久。
这三年的小学就是我一辈子所有的正经上学的经历了。但至少这三年我学会了认字。
那一年的下半年，我没再上学，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收一个这样的学生。所以王成山给我某了一份放羊的活。每天就在承德城北的大片草地上放羊。每天拿一根鞭子。不是为了抽羊，羊都娇嫩着呢。这鞭子就是抽地用的，抽一下都跟炸雷似的。用这个声音吓羊才能把它们赶到一起，当时哪有牧羊犬这种东西，全就是靠人自己的控制。
那个草地上的风景很美，就是打草场，一望无际，远处草场能直和天连上，天也总是碧蓝的，满天都是波涛翻滚的云。我就每天看着远处曾经我在的学校，听着隐约的铃声，知道自己不用上学，反而是一身轻松。
‘想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
这羊一放就是四年，从九岁放到了十二岁。每天放羊就是我的主业，也倒是好，每天都能挣几分钱。虽然这个钱大多都是进了王成山的腰包，留在我这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但也算开始有了收入。
但当一件事被重复了几千几万次以后，再有趣也会被磨成无趣。所以过了一开始的热情后，在那段时间，白天总是很漫长。
我曾经尝试过数天上有几片云，后来眼睛差点没被太阳晃瞎。尝试过吃每一种野花和野果，结果有一次吃了种有毒的黄果，差点没把自己吃死，后来是自己跑到镇里中医铺里才治好。我还把吐口水的技能练到了极致，我能在十米以外精准吐中目标。
但时间一旦久了，也都只是无所事事罢了。
而直到放羊的第二年夏天。有一次王成山从钢铁厂带回来了一本书，说是国家要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但他又不认字，让我读给他听。
我一看书名，是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哪懂这个，就是以为是和《毛主席语录》一样的书，因为这是我当时唯一学过的书了。
平时连课本都没有，只是学校给我们发了很多泛黄的纸，自己拿炭铅在上面学写字。这本书和《毛主席语录》一样，都是泛黄的书皮，用线缝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的封底上不是毛主席头像，而是一个当时我不认识的青年人——保尔•柯察金，他手里抱了一根枕木，身后有一条铁路。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条扁扁的长龙。
我就开始尝试给王成山读。结果刚读标题，他就不耐烦地告诉我他是全承德最好的钢铁工人，根本不需要再了解钢铁是咋炼成的，而后就起身走了。
第二天，我去放羊的时候，就偷偷把这本书带上来。等把羊都赶到一片这几天它们没啃过的草地后，我就把那本书拿出来，盘腿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就开始翻。里面的字至少有三分之一都不认识，所以剧情看得也是磕磕绊绊的。但是刚看了几页眼睛就挪不开了。结果这么一看就是一天。当时就是把自己沉浸在了里面，我就保持着一个动作七八个小时。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我才意识到还要把羊赶回去，结果一起身，就感觉腿上酸麻，眼前发黑，浑身关节都好像生了锈一样。
幸亏我陷在书里这段时间内没有一只羊跑丢。只是因为回去晚了而被警告了一通而已。
过了一晚，第二天我说我身体不舒服，告了个病假，没去放羊，然后就偷跑去离宫了。从北宫墙上翻了过去，找了个偏殿，就坐在大殿前院子的松树下面。当时夏天正热，就找了个阴凉，吹着小风，看了一天的书，可是把瘾过了。
后面每天，我去放羊时都带着这本书，从头翻到尾了至少几十遍。不认识的字就借机去之前的学校里找人问，后来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他实在被我烦得不行了，就给了我一本字典，然后教了我怎么察，让我别再来了，说要是被副校长看到了，他的职位就丢了。
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书看懂了。
当天晚上，我就把我看懂了这件事告诉了王成山。但赶巧了，那天正好他因为没看这本书被领导训了一通。所以我刚提到这书，他就拍桌子站了起来，大骂了我一通，又骂说：‘看什么狗屁俄国书，炼你妈的钢铁，操你妈的苏联，害的老子月底的工资要扣！’
从我手里把书抢了过来，撕了。然后就用皮带打了我一顿，又踹了李叶几脚，回屋睡了。
那本书是撕了，但是我还想看书，只是一直也没找到机会。
后来有一次，我老板原本安排采购的人病了，所以那天他就没去让我放羊，把我派去城里采购了。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趁书摊老板收摊时，用一分钱软磨硬泡地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论语》，当时我一看，全是小句子，当时也不太看得懂。看到另一本是嵇康的《琴赋》，但当时连作者的姓我不认识，只认得他名字叫康。后来查字典才知道，那个姓念’嵇’。我翻了一页，发现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一样，那本书至少我能大概看懂。但当时看这本书，要么是字不认识，要么是认识，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里面我不认识的字占了九成。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板愿意把这两本书卖给我，根本就是不会有人买这种书的。
但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看了，毕竟这是唯二的我能看的书了。
所以每天，我就变成带着这两本书中的一本，再带着一本字典去放羊了。
每次读这两本书，都是读一句，翻半天字典，读一句，翻半天字典。但是当我花了三个月，真的把琴赋的第一段能顺利的读下来之后，我突然感觉里面有一种我当时从未感觉过的快感，也是后来才知道，这种感觉来自骈文的格律。
后来通过各种方式，我的书也从两本扩张到了四本。我从其中一本里面学到了怎么强身健体。那本书名字好像叫武什么册。反正我就从里面学了最基础的锻炼方法，就是像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之类的。
当时因为王成山老是打我，我就想着学一点这个，当时以为学完就能打的过他。
所以后面的几个月，无论是秋老虎还是冬天下雪，我就是练那三个动作，就是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每天至少五个小时。当时就是在山野间，仰卧起坐一开始拿石头压着脚，后来也不用了。俯卧撑一开始一次只能做四十个，到后来差不多练到了八十个。引体向上就是扒拉这树杈子做，一开始也是一个都上不去，到后面已经能做十来个了。
当时也没有数量概念，就觉着做得越多越好。所以每天把自己累得要死要活的。
结果几个月后就想着尝试反抗一下，有一次王成山发火，打了我一拳，我想着回击，结果被一巴掌打趴下了。
后来我就意识到，这样的确不够，我就又有一次偷偷跑出去，买了一本练西洋搏击的书。当时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说是要练到什么境界，都没有，就是想着能不被打。从那本书里面我才知道，之前练的都是基本功，所以我就开始按照这本书上说的开始练。
从打空拳开始，后面开始练直拳摆拳，练压腿，正蹬，空踢，二起角，鞭腿……
然后又这样刻苦练了两年多，每天都是这样。这两年里，每天就三件事，放羊，看书，练功。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的过王成山，所以就是拼着头练。一练就又是几个月
后来到了1966年一月，我12岁。过年那天，王成山厂里组织了一场酒局，这是一年里他唯一一次能碰到酒的机会。那天他回来就是醉醺醺的了。回来搭了两句话他就不知道怎么急了，一拳就打过来了。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意识地形成了肌肉记忆，然后就左手把他手格挡出去，右手一拳就打他鼻梁骨上了，当时就见红了。后来我俩打了得有十五分钟，最后我俩身上都是青一块红一块的，最后他终于被我打服了。所以那天开始，我就终于有了和他谈判的资格。
结果就是，他答应我，把我放羊的工作辞了，而且我不管我晚上干什么。每个月还可以拨出来七分钱来给我买书。
事实证明，我是幸运的。
我在一月到四月间买了几十本书，里面古文，历史，政治，小说……什么都有，我就都塞到了家里的床底下。每天的作息就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先练两个小时的功，然后吃早饭——野果。然后去离宫里找一个地方看书，一直看到下午六点。然后回去吃全天唯一一顿正式的饭。再跑到家附近野山顶上，我专门开辟了一块空地，就在那练功，到半夜才回来，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我现在就睡五六个小时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但是到了五月，我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开始兜售书，我就一气都买了回来，当时总共得有几百本。结果不出两天，平时的书摊老板都跑光了。几天后，才听市政府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但文革一开始其实没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每天就还是看书，练武。平时我也不惜的和别人说话，所以也就没说错过话。
但是村子里来了特别多城里的人。一个个都是知青，刚来的时候都还文邹邹的，但不出俩月，就都不行了，一个个的也都是脏话连篇。分配到王成山屋子里的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来的时候挺傲的，后来好像有一次上山的时候被野狼吃了，但当时也根本没人管。
只是1969年，王成山因为在厂子里说错了话，就被批斗了一顿，幸亏他最终被认定为罪不至死，没被枪毙，但丢了工作，而且从此也一直没再工作过，后来也只是在他的家里蜗居了。
当时每天我的话语习惯都成了固化的格式，已经基本可以下意识地避免说错话了。这种像是当时人独有的一种畏惧心了，现在的人早都没了，向前几天那个说脱口秀的小年轻，就是没这个意识了，连畏惧都没了，自然早晚要出事。
这十年我每天都是至少练五个小时功，看七个小时书。到了晚上如果要看书，就跑到承德南边的墓地里，偷两个长明灯过来，那个时候都没有煤油，就拿长明灯当光。但那个灯暗，我就只能把眼睛和书贴到那个灯旁边，一行一行照着看，我现在近视也是那个时候看书看出来的。但没办法，就是有那种强烈的欲望，就是想看书，我也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督促的我，能让我从那种条件里还坚持那种生活。
后来实在是揭不开锅了，我和我哥也就都出去赚钱了。我就还是去了钢铁厂，幸亏当时长辈犯事不关子女。就在里面当了学徒。当时是1970年，我16岁。
白天工作八个小时。所以每天就是晚上出去练功，回来看书。
每天其实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的。特别像一个隐居之人。晚上就是在山岗上，月光下练功。
整座山就是荒山，除了月亮，鸟，土石和草木，也就只有我了。
苦的确苦，累的确累 ，当时受伤是常态，从来都是硬熬过去。也没抱怨过。
然后我就是读书，就是练功，就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就像机器一样折磨自己。
因为那个年代，每天老百姓都是在水深火热里。之前买的书里，司马迁的《史记》是我最喜欢的。我翻来覆去地看项羽本纪，逐渐地，脑子里对造反的渴望逐渐形成了。就想着未来哪天就杀妻弑子，送老母一条白绫，然后去招兵买马。当时想着造反，闯出一片天地，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以后的史书上要有我的名字。
当时我就到了一种疯魔的程度，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水平。但就想着造反一定需要有功夫，有智慧，有积累。所以就一直把那种魔鬼的生活方式坚持了下来。
当时读书就读到，在钢铁厂里，那些工友和领导都说听不懂我平时在说什么。我整个人的层次就已经不是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层次了。整个承德也没有人读过那么多书。我当时的读书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地学校的那些老师。当时满嘴都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类的话，而且当时写信用的都是半文言。
整个承德都说我是个怪人，就只有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是傻人。
我的武功是整个承德所以年轻人里面最高的。有一次大概有十来个人来打我，为首的那个拿了根钢管，结果他刚冲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地就把那根钢管夺过来了。然后就让那十来个人个个都多少见了血。
这么一算，我练了有八年功了，每天五个小时，一天没落下，生病，大雪，冰雹都没让我缺过。当时也没人管我，更别说什么督促什么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也就是这样做了。一算得有一万两千多个小时了，那个什么‘一万小时定律’早就完成了。所以没人能打得过我。加上我也不是死练，十七岁往后，每两三天都去打一次架，没人找我的话我就去找别人打。只要打得不好，就往死里琢磨，钻牛角尖似的，每天都想新招法去打。
当时我柔韧，防守，进攻，技巧全都是顶尖的。很轻易地就能站着把脚掰到头后，拳头打出去的拳风能震动两米外的树叶。平时用撞钟的柱子撞自己，来练身体强度，最少也能挨十来下。俯卧撑，引体向上都是三位数起步。
读书更是一样，我家里床头床尾都堆满了书，我把书分了好几处放，就是怕哪天万一失火，都烧了就完了。所以家里，山顶练功场旁边，离宫一个屋顶上都藏了好几堆书。当时的读书量都已经比现在好些大学生都多了。就是自己喜欢，根本没人管着。
后来到了十八岁，就是1972年的时候，我在钢铁厂已经升到了手底下管三百来人的程度。我当时就是厂子里最年轻的’官’了。当时和公安局什么的政府机关都有联络。那些人可看的起我了，觉得我一定不是池中之物，倒就是我看不上他们。那块的公安都和我打过架，结果没一个打的过我的
所以后来每次我打架都没事。有一次我去掀了人家婚宴，被带到局子里，公安大队长亲自来给我赔礼，送了两条肉，这才平息。
而且我狠，一个人如果只爱打架，那就是痞子，但如果一个人又爱打架又有脑子，那才是流氓。像刘邦，朱元璋什么的，都算大流氓，这都是当流氓当道极致的人。但现在流氓的含义都变了，改成了性骚扰的代称了。那个年代流氓就是最厉害。
我当时有一次惹了一个官，然后跟了他一个月，等一个月后找着机会，挨了个没人的地方，一板砖就把他拍那了。
我这辈子离死刑就差个杀人了，但我一辈子都没进去过。
但当时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厂子里，只有逢年过节才回住所，平时也不见，也不想见王成山他俩。
后来厂子里有领导问我要不要入党，能什么程序都不走，不用有竞争，直接就能入党。我拒绝了。当时我就是不理解那些争着抢着入党的人。我当时就说，这辈子不会入任何政党。所有的政党都是束缚。
厂子里的老师傅都说我是中国钢铁发展的希望，说就没见过像我这样学得这么快的人。领导当时说要提拔我，要让我去大城市进修。我跟他说没必要，就拒绝了。
没有意义。
当时我满脑子就是盼着天下大乱，觉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志，有大作为。
我到现在就佩服两个人，毛泽东和希特勒。对毛泽东就是是崇拜，一个人能建立一个帝国，还把它维持下来，这就是最伟大的了。希特勒也是，现在对希特勒都认为他是法西斯什么的，但他杀过一个中国人吗？他和我们民族有什么仇什么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民族，一个人能把战争和铁腕政策执行得那么牢固，而且下得去狠心，太了不起了。只要打仗，就先杀残疾人，这种魄力，是伟人。《我的奋斗》我看了不止一遍。
而且当时老是读苏轼的东西，读《前赤壁赋》。当时就觉得苏轼的东西好，’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人真的是，你不是伟人你就是留不下名字来。当然当时那种想法也是跟流行的个人崇拜有关。所以就觉得，要当伟人，要造反，不然名字都留不下，有什么意义？
后来有一次我过年，放松了警惕，竟然嘴瓢，把‘主席的决定’说成了‘皇上的决定’，这个口误本来能直接要了我的命，当时这种都是被挂个牌就枪毙的。后来因为公安队长把事压了下去，才躲过去，这才只是被辞退，保住了命。
说回来，其实我也觉得在钢铁行业里一直待着没什么意义，顶多是当个工人。
被辞退那年，我十八岁。
但人总不能空在家待着，总是要吃饭的。
后来就不得已进了一个武行。我本身在当地打架已经出了名气，也没测试，很简单就进去了。在里面主要是给人家当保镖，有个什么商贩远行，孤身出城之类的，就找我们武行的人去护送，倒是有点像镖局。
每天就是练武，读书，去武行工作。
但武行终归是比工厂轻松，每天早上都能匀出来两个小时给我自己练武。我就去离宫里面，去偏殿打两个小时的拳。
在武行里面也没几个人能和我对话，平时也就只有武功交流。就这样，我那时候还是像野鹤一样，每天都独来独往。
追我的倒是挺多，但当时就觉得女人就是累赘，也没见谁造反还拖家带口的，所以全都没管，倒是还对几个死缠烂打的动过手。
1974年，那年我二十岁，被当做武行的代表被派到了北京交流。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那次进北京只待了三天，但北京武行的人带我去了天安门看，当时是正午的休息，我第一次看到阳光下那座红彤彤的城楼的时候，忽然有一种面对惊涛骇浪的感觉，好像那个门楼上面站了千百个英魂，就伫立着，看着天下。
我当时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上去看看，看一看从顶上鸟瞰是什么感觉。
而且我一定要永久地留点什么在那个城楼上。
要么是我的画像，要么是我的血迹。
那个时候，天安门就在我心里形成了一种执念。
回来以后，我再看承德就知道，这不是适合我的地方。但也还是每天接着折磨自己，回来以后每天练功的时长，除去在武行，就提到六个小时了。
原本以为国家这么动荡，很快就能等到机会，结果这一等就是两年，两年以后文革就结束了，社会安定了。
这两年里我就还是蜗居在承德这个穷乡僻壤，在我身上发生的，算得上大事的顶多两件。
一个是我在76年二月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电视剧行业，当时有个武行的兄弟受伤了，原本人家要去当电影替身的，结果这就不行了，我就被派过去顶替他。
那次进组就觉得导演太神气了。虽然当时替身挣得钱也不多，但主要还是见了见世面。就是决定神奇，怎么那边机器一动，这边就有图像了。当时想问，但那小导演根本就不惜的搭理我。就是九个月后文革结束了，才买了到说这个的书。
另一件事是四个月后，那个关迎又来找我麻烦，带来十来个人，说是他爸进去了，让我给他点钱，不然就打我。结果这人也没点眼力见，打听到我在哪就来了，结果当时我正搁武行呢，所以结果他踹开武行的门以后，没十几分钟，十来个人就都被打跑了。当时在镇里，不好下手，就悄悄跟关迎身后，跟了三里地，等四下没人了，才突然上去把他腿一下踹断了。当时他就晕那了。
第二天我就被他告公安，带到局里了。结果就是在那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公安队长过来给我赔了个不是，让关迎赔了我五块钱。
然后关迎咋样我也不知道了，就知道他出承德了，要么是饿死了，要么是被人打死了。
另外，那年9月9号，毛泽东死了。
那天镇子里降了半旗，默哀的时候全场有七千多个人，承德只要能动的基本都到了。
那天我就记得那天除了我，基本上所有人都哭了，都是真心地哭，那是我看见过的 最真诚的时刻了。我后面四十年多都再没见过那么大规模的真诚。
我当时就在想，毛泽东真的是太伟大了，不是说因为我对他有个人崇拜还是怎么着，就是佩服，怎么能有人让全国几亿人都信仰他，这就是伟人。
这个人真的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了。
‘为人民服务’
这一句话就给他凝结了几十年的和平，伟大。
一个人能在那么多人精里出来，稳固十来年统治不倒，一手塑造了一个帝国，太伟大了。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他是真的伟人。
十月，四人帮就下台了，我终于又能买书了。就是无以言表，当初买的那些书被我来回翻了十年，我都能精确地背下来哪本哪页说的是什么。我当时憋了十年啊，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2岁，现在我22了。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当时就像被放进了羊群的狼，从关迎赔给我的钱里抽出了八毛钱买了几十本书。就还是放在之前那些地儿。现在记得当时买了《摄影学概论》《嵇康》《二十四史•晋书》《神雕侠侣》那一系列各种杂书，但也是饥不择食，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也没得挑。
至于那五块钱剩余的部分，给了王成山和李叶三块钱，剩下的我自己留下来备用了。当时我已经好几年没和他们说过话了，过年也不回去。
从文革结束开始，我就又陷入了机械化的生活里。每天有了更多的书可读，功也得继续练。话说我到现在六十九了，练了将近六十年功了，生生是一次退堂鼓都没打过。
后来文革结束，全国影视行业迅速发展。我去当武替的次数也多了。
平时的主要工作也变成了拍电影。逐渐的就轻车熟路了，对拍电影的流程也逐渐了解了。
但因为当时我谁也不服，看谁都没文化，也不屑于和那些人打交道，所以一直也没人再向上推荐我。
那个年代武替的工资不高，但危险系数大，而且容易在阴沟里翻船。有一次我们拍一个动作，要从三米多的台子上跳下来滚翻着地。那次跳下来的时候脚被绊了一下，我脖子就奔着地去了。要不是那次热身关节都活动开了，后来一个滚翻把力卸了，脖子就断了。所以我现在说，什么运动都要全面热身开。
当时是心比谁都高，但挣得比谁都少。而且因为虽然文革过去了，但那种恐怖的氛围还是弥散着，我也不能把自己真正的想法——造反——说出来，就一直憋着。
1977年，王成山看我也二十三了，就找人给说媒，介绍了个人。当时说的时候说是个会计的女儿。那个年代会计本身就是挣钱的职业。我不想结，但王成山和李叶软磨硬泡，威逼利诱，最后连哄带骗地让我同意结婚了。后来在媒婆安排下我俩见了一面，原本我期待着能遇到个下乡来的知识分子。结果一见面，人是很好看，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也不能理解我，果然承德就不会有知识分子。
那个年代这种人太多了。一个个就满脑子想着能活多久，一点志向都没有，今天想着吃什么，明天想着找什么工作，后天想着怎么攒钱买自行车。
麻木。
太麻木了。
她也是这种人。
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能接受我出去做大事死在外边吗？’
她答应了。当时我就想着相当于有个内助之类的，能让我不分心去管儿女情长的那些家务事。当时甚至是当同事看的，不然也不至于结婚六年才有孩子。
结果最后竟然她是那个时代留下来陪我走到现在的唯一的人。
她是我今天录音里里第一个想把名字留下来的人。希望以后我听到这个录音的时候，如果我忘了她，能再想起来她的名字。
严玲。
严格的‘严’，王令‘玲’。
我们俩认识后俩月就结婚了。可能是因为我俩都符合对方对婚姻的需求，总之一开始就没什么感情。
刚在一起那会也是有现在所谓’蜜月’的。当时向武行告了五天的假，来了北京。当时也没有太亲密，就是手挽着手。先是去了北海，在北海东岸，琼华岛前面花两毛钱照了张照片。
后来去看了天安门，这是我第二次来看。
这次天还没亮，我们两个就到了广场前面，看升旗。那天天高气爽，旗子升起来的时候后面是万里长空，刚升不久，严玲就哭了。我跟她说：‘别丢人’，她和我说：‘这怎么丢人？’
看完了升旗，我和她走到了广场正中心的时候，我一屁股就坐那了。严玲和我说：‘那你也别丢人啊’。当时我就回给她一句：‘这怎么丢人了？’
但我不是赌气，我就在想天安门的格局设计。太神了。
天安门城楼就是一个高台，那么多人就在上面注视着下面，注视着帝国。但是他们也是被盯着，被毛泽东盯着。
天安门前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往前就是毛主席纪念馆。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柱香，纪念馆是座棺材。
而且这柱香是烧在毛泽东遗体的头顶，头顶点香，就独这一份。
他就永远在这看着，看天安门上边是谁，看上面是不是个好人，看上面那个是不是个人。
别说不信，你站上去，你也信。
我就在那坐了十来分钟，最后是严玲生把我拽走了。
后来去了趟圆明园，又去看了看长城。这也就是这次。
但那次最震撼我的还是前门大街上的自行车，比我上次来至少多了两倍，就是川流不息这个词都不能形容。现在回看是感觉没什么，但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就是无以言表。
就好像一个在山里修仙的人，有了一身本事，结果下山看到这个世界早就不是一身本事就能撼动的了。
我当时就想，我读再多的书，功夫再好，就这些车往我身上都压一遍，我就尸骨无存了。
那是我少有的感到自卑的时候。上次是读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时候，在天地宇宙的面前感到了自卑，但那是人和自然。这是第二次，这次是真正地感受到了人的庞大。这个车流就像一股惊涛骇浪一样，就在我面前涌过。让我回想起又一年承德发大水，大家都躲到山上去了，那年洪水是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我就站在山上看那个水，当时山腰有那种几十米高的石头，掉进去就像把一块石子扔到一个水坑里一样。水面有二十多米宽，人和人之间间隔一米以上互相说话就听不到了。那年承德半个城都被淹了。我住所在山腰以上，没被淹，就看着江面。
这次看到自行车潮，就好像身处在那个洪流里。
那个洪流不仅是水在我记忆力的洪流，更不是车的洪流，是时代的洪流。
当时我和严玲就在车流旁站了十来分钟，就看着车流，好像那些车是洪流的缩影。
回承德以后，严玲就和我商量说和王成山李叶他们分开住。所以就在离市区更近的地方，叫下河坡，找了个房子，花十块三毛五，租了下来。
那块在承德北边，地势挺高的，后面是连片的荒山。房子挺新的，前几年才建的。
后面三年里就还是正常当武替。但是因为造反是不可能了，所以就开始换思路，三年里尝试过无数种颠覆现有体制的方法，但根本实现不了，三年的漫长的失败就已经开始消减我的希望了。
当时酒价降下来了，也开始喝酒了。以前没喝过酒，刚开始就是跟着武行的兄弟一起喝，也没尝出多好，后来喝多了就感觉好喝了。就是喝完回来老打严玲。
平时我和严玲也不太常在一块待，我就经常跑片场。就是心比天高，但是没人用我。
后来到了八零年，我26岁，在片场认识了于胜利，写剧本的。
那次他在片场跟导演吵架，当时他也才三十，脾气也挺暴，当时还没现在这么贵，现在写一次本就是八位数的价格，当时还只是几千块钱就打发的人。
他当时跟导演再吵剧本，具体内容是什么我早不记得了，就是后来我进去插了两嘴，结果他就对我刮目相看，他应该也没想到我一个武替能有文化。
当时我每天看书三个小时以上就没停过，算下来十来年了，我的读书的量已经到了一个种很可怕的水平，但就是当时我都意识不到我有多厉害，只知道我比承德那些人厉害，后来出去闯才发现，能到我当时水平的人就是凤毛麟角。
后来他和我聊了一整天，天南海北地聊，那天晚上我俩去了一个路边小店里，喝酒，聊天。他一晚上聊下来已经震惊了，那天晚上他跟我说的话我现在就还记得一句，当时我俩都喝多了，他就醉了跟我说：‘你小子真他妈不是池中之物。’
第二天早上也就分道扬镳了。结果两周以后，他又来武行找我，把我引荐到了他老师那，说我已经有当执行制片的水平了。
当时那老师一见我面，还不信，当时就考我基础的知识，结果他那问题本身一点难度都没有，然后他就收了我。说是收了，其实我也一直没认他当老师。
后来我跟他系统性地学了三年，一直到八三年，我从他那所谓‘毕业’了。但毕业以后也还是没人用，就只能接着当武替。
但这几年我的一个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开始意识到，凭什么只有当伟人才能留名？可能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影响，我忽然就觉得做什么，只要做大做好，都能留名。
但当时来说，还是觉得当伟人是最好的。
但是我当时也是业内小有名气了，收了四个徒弟。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练武的最好的时候。当时我收徒的基本标准是俯卧撑一百个，单腿蹲起一百，能站着把脚掰到头顶，而且还得有天赋。
后来这四个开门弟子死了三个，都是打架死了的，残了一个，脚没了一只，好像活到了零八年。但那是真的好练武苗子。后来收的那些徒弟都是比不上当时的，尤其现在孩子都吃不了苦，那么多徒弟，好的苗子要么死了，要么残了，也就元武一个混出来了。
但从那时候开始，家里就开始相对地有钱了。八零年我就去把驾照考了，但一直也没腾出钱买车。
但买了条狗，当时想着就是看家护院，是只松狮，白色的，毛很长，有一米高，很大。都说狗是谁抱的像谁，这狗就像我，每次我和严玲吵架的时候它就拱我，把我俩分开，特聪明。我给起名叫二郎。
1982年，我一生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发生了——娟娟出生了。
虽然我觉得我还不至于忘掉她的名字，但以防万一，还是说一遍吧。
几字旁的‘凯’，女字旁的‘娟’。
十月二十二号，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唯一的孩子出生了。
1983年，娟娟十一个月的时候开始会走路了，当时她就和二郎玩得好。老是骑到二郎身上。
到了八四年，娟娟一岁半之后，开始会说话了。当时刚有孩子的兴奋期一过，之前说想要儿子的念头就又回来了。觉得男孩跟着我练武，才能继承家业。所以就从小就把娟娟当男孩养。
从她三岁的时候，也就是八五年，我就开始让她背毛泽东诗词，背琴赋，背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她第一首背的就是《沁园春•雪》。
但当时毕竟一个孩子，也老是背不下来，而且孩子本身也不愿意背，所以我也老是打她。每次背不下来就是俩嘴巴子，然后她就哭，她越哭我越打，当时性子得比现在急一百倍，而且最见不得别人哭，所以就每次都说“三秒，停不下来我就再打”，这样倒也却是挺好，她现在挺坚强的，成年以后也没见她哭过几次了。
在她上小学之前，我就带着她出过三次承德。
一次她四岁的时候，当时一月，我放假，她和我去了北京玩。当时是冬天，我们就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滑冰，花两分钱租了个冰车，那是娟娟第一次滑冰。当然，后来在承德武烈河上也没少滑，但她第一次滑冰就是在北京。
第二次是同年，去石家庄办事，当时严玲回娘家了，我就把娟娟带上去了。那次她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大城市，当时带她玩了旋转木马。
第三次是去山东祖籍，我们就在青州那边，日后就再也没去过。
等到1989年的时候，娟娟7岁，就上小学了，上的是承德第三公立小学。
当时一年级的时候，她就被学校老师发现有舞蹈天赋，加上学习好，就进了舞蹈团。后来娟娟三四年级的时候和我说未来想当一个舞蹈家，我就勒令她退出舞蹈团，当时就是觉得不能干这么没意义的事，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也没错。
再有就是那年二郎死了，老死的，活了十一岁，也算寿终正寝了。娟娟当时哭了好久，这是第一次她哭的时候我没打她。
可能是习惯了有狗的生活，我就又买了一只高加索犬，也有一米高，没毛，纯黑的，我给起名叫三郎，一个是因为是二郎后面的，一个是因为这狗不要命，有一次山里有狼下山，结果二郎跟一只狼打了起来，最后它把那只狼咬死了，我就觉着像拼命三郎石秀，就叫三郎了。
当时娟娟整个小学期间好像也发生了不少事，但是毕竟太久远了，忘了不少，也就记得几件了。
1991年的时候，她九岁的时候，苏联解体的那天，我当时第一次让她喝了两口酒，当时太兴奋了，武行几个兄弟狂欢了一整天。
当时从她十岁的时候开始，我就让她自己上学了。每天我就站在门口看着她自己走，直到看不到才回去。
1992年的时候，因为三郎老拼命，所以腿瘸了，也很难再看门了，就又买了一只狗，这次是藏獒，买的时候才一岁，黑棕驳杂的，起名叫啸天。
1993年，娟娟十一岁的时候，三郎死了，是因为伤口感染死的。娟娟这次没哭，应该是已经适应了。
1994年，她十二岁，也就是六年级的时候干了件大事。她和几个小伙伴玩的时候，有个孩子找了不少柴火，然后娟娟和他们把山点着了。幸亏那天没风，而且那是座荒山，没什么草木，也就没扩散开，当天周围几十户人家都来灭火，最后把火势控制住了。但仍旧是忙到了后半夜。
当天我就记得晚上回来看娟娟在屋里床上裹着被子躺着，脸上都是汗，浑身发抖，一问才知道是她们几个放火了。等火灭了以后也是打了她一顿，那次是真的发大火了。因为烧的就是家后面那座山，差点就把家也烧了。
上了初中以后，娟娟也开始长大了，当时就看得出来底子好。
她当时在学校学了好多新东西，对射击有了兴趣，进了她们学校射击队。她怎么对射击有了兴趣的，我也不知道，她也就小时候见过几次猎枪。反正成绩倒还不错，
1996年，她初二的时候，就到市里去比赛，拿了承德市第一。
几个月以后，她就去省里比赛，拿了三等奖，没选中全国赛，我就没让她接着练。
那年我终于把我系统性地学到的制片的知识用上了。于胜利开始让我接本儿了。但不是他写的。当时他已经很贵了，他那年秋天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先接几部戏练练手，后面有大制作的东西要拍。
我就开始进组当制片了。结果他给我推的本儿太烂了，就是那种俗到烂大街的那种，我即使技术再高，怎么着也是救不回来了。后来口碑却是也都扑街了。但却是没少挣钱。当时每部戏都能挣一两千。
从当时我就开始意识到，能写出来好东西太重要了。就开始尝试写东西，因为刚开始写那会没多少了解，就老想着要写到我看的那些好书的水平，结果怎么写都写不到，当时就一我的脾气也不会循序渐进。最疯魔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就在家里写东西，结果写完一个就撕一个，全都不满意，当时一直就没出过屋，饭都是严玲送过来，我才吃，结果就这样废寝忘食了一个月，才彻底认识到自己不行。
那是我第一感受到自己在一件事上再怎么下功夫都没有进益，我从那次之后也别受挫。当时我就想着要让娟娟会写，就开始让她每天开始大量地读书，大量地写。
1999年，家里终于买了辆车。当时是花了三千块钱，买了辆三手的奥拓，虽然车不咋地，但总算是有的开了。
那年娟娟十七岁，当时也是我心急，就让她去学了车，虽然没到年龄，但那个年代也没有那么先进的身份证系统，就谎报一下她十八岁就骗过去了。
所以那年开始，家里有两个会开车的了。
她的开车风格和我很像，都是特猛的，跟其他女司机一点不像。
2000年的时候，于胜利跟我说有一部能保证让我挣几百万块钱的片子，当时的几百万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了，他跟我说他坚持一定要让我来给这个片子做执行制片，当时他告诉我，整个剧组都反对，就他一意孤行地说一定要让我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责任编导，推荐了十来个岗位的人，最后主动放弃了其他所有推举，就坚持推举我当执行制片。
但毕竟当时我一部有名的作品都没有，他这个举动顶下来了不少压力。
所以我接到电话的那天简单地和娟娟还有严玲告了个别，立刻就进了那个剧组。
拿到本的那天，于胜利跟我说本是导演郭宝昌自己写的。第一页写了三个大字：
大宅门
当时就住在剧组安排的民宿里，那天把本儿看了一遍以后，我就坐在那个民宿里，一动不动地回味了俩小时。然后就又看了两遍，那么长的一个本儿，四十多集的电视剧，我当天晚上一个小时都没睡，就看那个本。
第二天我就让于胜利把郭宝昌找来，我说要跟他好好聊聊。
后来于胜利就把郭宝昌带过来了。当时整个组里也就十来个人，什么都还没开始，所有人都很忙。郭宝昌本来对于胜利专门把他叫过来挺不愿意的，看样子就是决定和我聊天是耽误时间。结果过来和我一聊，他就也和当初的于胜利一样，一聊就是一天。
走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躬，说：‘制片就都拜托您了。’
后面我就负责所有的招人，画面，服化道，音像这一系列事情。
郭宝昌最大程度地给了我权限。原本组里没几个人理解他的用意，结果跟我一起工作了两周就都没有任何怨言了。
当时所有的小导演都是我招的，我能雇佣他们就说明我也能解雇他们。
从开拍那天，我就开始了发疯。每天早上六点开工，连着干到晚上，经常九点收工以后，我还要再组织人开会，我一开会就忘时间，一开会就忘时间，经常就是开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我还觉得就干了一两个小时。有一次我开到了凌晨三点，后勤那边给我们作了盘饺子，让我们边吃边开会，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大家会饿，我当时就觉得没干多久，散会才发现已经凌晨了，散会以后才感觉特别饿。
像斯琴高娃，陈宝国他们都没逃过去，会该开就开。那些演员，无论你腕多大，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
当时我对所有人都狠，只要你这条过不了，就得补拍，补几百次也不是没发生过。
当然，我对自己更狠。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当时组里的人都觉得我效率高得可怕。几千张的定妆照和剧照，就由我来决定用哪张作宣发，几千张的照片，我花了一天就审完了，而且选出来的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好。
我就说我这辈子吃的是挑毛病的饭。我自己不会写，但别人的东西我一眼就能条出毛病来。组里所有部门的人都觉得我可怕，因为他们就没看着有什么好像是我不会的。
这次一拍就是将近一年，先是到怀柔拍，然后跑到山东聊城，又坐一天的火车到了广东。最后还辗转回了北京。
剧组里那些‘大腕’也都和我打了交道，我也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张艺谋，姜文，李雪健他们。
张艺谋后来也一直没和我合作，毕竟他老是拍电影，我就是拍电视剧。但这人挺好玩的，就记得当时去广东拍戏的时候我们吃饭，当时上了螃蟹，他是死活不吃，觉得麻烦，他说他不喜欢吃这种费力就吃味的东西，后来有人给他用蟹腿熬了粥，他才吃了点。
等拍完了，要开始制作片头片尾了，有几个‘官’，非要把名字写到片头，当时我坚决反对，但那些人说啥也要写上去，加上人家没少投钱，我也拗不过。直接把名字放到片尾第一个，最顶头的位置，就是不屑于和那些人的名字放一块。这是个性使然。
后来这剧播出了以后，我名字是彻底在圈内传开了。
但当时想和我打交道的不少，真能和我打上交道的不多。
就大宅门的庆功宴，郭宝昌，斯琴高娃，陈宝国他们都在，那天还等着我发言呢，我借口说去上厕所，结果就直接开车跑了。
当时就在北京开的宴会，我当时就一路开车回了承德，回家吃严玲做的剩菜。
我这人也奇怪，放着宴会大餐不吃，就愿意回家吃那个剩的茴香馅饼。
我这辈子一次应酬和宴会都没去过。不喜欢那种场合。包括说后来身价上去了，也一直都没去过。但这也就是娟娟后来结婚的时候没办婚礼，不然还是得破例。
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接电话，除了亲人和徒弟，我一次电话都没接过，但这都是后话了。
说回两千年，那年娟娟高考了，考上了复旦。娟娟到上海就住宿舍。
说实话，我不喜欢上海，给人的感觉太急迫。而且人太多。娟娟也是一样。所以那年钱下来以后我就没在上海买房。
当时娟娟学的是文学，所以就开始写小说。大二开始，她就开始出版小说了。当时我跟娟娟去哪，所有人都觉得娟娟有气质，那些大她好几届的学长学姐也都是这么觉得。
她本科四年里，也就是2000年到2004年，我每天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这四年，我基本上就没和家人团聚过。甚至四年里只有一次过年是回承德见了王成山和李叶。
但这个过程也是太险了。现在好多孩子觉得就真刀真枪才是江湖，但真的江湖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
初次成功后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这几年至少受到过八次暗暗算，有两次都是差点把我直接毁了。最险的一次，我都快在那个圈套合同上签字了，结果就是有风过来，把他们搓在一起的两页吹开了，我这才没签。当时也是，因为以前看书太多而且条件太差了，所以有几百度的近视。所以就没看着那两页是合在一块的。要是签了，我现在早就进去了。
当时我那一波像我这样的人得有几百人，结果就我拼出来熬过来了。其他的要么是废了，要么是死了，要么是时运不好没混出来。这种时候拼的就是底蕴，内涵，积累和底气了。
当时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厮杀。
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理解，你一个拍电视剧的怎么还有厮杀，但当时所有人都多少有点权力，有不小能力，想弄死一个人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厮杀。
越是这种时候，我就越感谢自己之前的拼命读书和练武。有那时候的积累，当时我是啥也不怕。
这四年我加起来拍了六部电视剧，挣了几千万。期间都是低于两百万的片子不接。
而且这两年中国大江南北基本都跑遍了。期间认识了不少导演。最艰难的时候熬过去了，我在中国影视界也就坐上交椅了。
还出了好几次国。虽然我一门外语都不会，但这四年我出了三次国，共去过十来个国家取景。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意大利，老挝，柬埔寨，泰国。
这四年我就逐渐感觉自己进了，一种叫‘化境’的境界。
已经没有人能用话把我噎住了。我能随时把话题毫无声息地引到自己的舒适范围之内。而且毕竟是年纪大了，很多细节的东西都记不住了，但只要我张嘴，就能完全掌控话题走向，没有人能摸到我的底，再加上我吃的是挑毛病这碗饭，所有人都觉得我深不可测，包括于胜利这种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化境就是所有自己知道的东西都能全权化为己用，永远都能把所有知识完美地衔接上来。就是能扯得合理。
我当时没意意识到自己其实缺乏细节史实，但这其实挺致命的，虽然我永远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但好多次我都几近于路线，但总是能用经验化解过去。
但这几年用脑太多，就落下了头疼的毛病。现在更严重，不能受风，只要一受风，就一定是钻骨头地疼。
但毕竟挣了不少钱，把家里的中等富裕的基础打下来了。
挣的钱里，给了王成山和李叶三百万。让他们在市里武烈河旁边买了个房，他们住六楼，视野挺好，出门汽车十分钟就是离宫。房子大概有八十平。
娟娟本科毕业以后，研究生考到了北京，去了北电进修，我和严玲也就跟着她去了。在北京，当时是在昌平，在王府花园里和别人合买了一间别墅，从小就住在开阔的地方，反正是住不惯公寓楼。花了几万块钱。
还把啸天也带了过来住，当时它已经十三四了，就想着让它在这边安享晚年，结果刚过来三个月，就老死了。
当时还买了条狗，也是高加索，还是起名叫二郎，因为它和二郎实在太像了。
过来以后就把奥拓卖了。买了辆五菱。
当时而且来北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和于胜利拍《大宋提刑官》。
当时让娟娟写的片尾曲。现在我记得，当时是我和娟娟就坐在家里二楼窗边，两个人研究了一个小时就把那首满江红写出来了。当时是娟娟最有才的时候。那首满江红是她的巅峰：
千古悠悠，有多少，冤魂嗟叹。空怅惘，人寰无限，丛生哀怨。泣血蝇虫笑苍天，孤帆叠影锁白链。
残月升，骤起烈烈风，尽吹散。
滂沱雨，无底涧。涉激流，登彼岸。奋力拨云间，消得雾患。社稷安抚臣子心，长驱鬼魅不休战。
看斜阳，照大地阡陌，从头转。
零五年，大宋提刑官播出以后，火了。挣了几千万。当时我五十一岁，终于脱离了厮杀的状态。从那年以后，每年过年我都有时间和娟娟还有严玲回承德看王成山和李叶了。
我把挣的钱里的三分之一转给了王成山和李叶。
剩下的，在王府花园买了现在的家。又去珠海买了套房子。加上因为娟娟摇到新车牌了，就买了一辆三菱越野。
当初设计现在房子的时候，就是想着二楼东南角要有一个大圆盘，代表旭日东升，紫气东来。整个房子都是我一手设计的。
西南角设计了一个玻璃房子，在里面养了只猴。每天都有小区里的人来看它，还有给它喂香蕉的。
那年，娟娟拿到了去北大进修马哲的资格。就是在那，她遇着了宋朝龙。一个没出过学校墙的人。
两个人谈了几个月的恋爱，零六年的时候，就结了婚。
他们两个结婚那天，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哭。
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我在美国拍《李小龙传奇》的时候，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金门大桥取景，当时就收到朝龙的电话，说娟娟生了，是个男孩。
那年在美国取完景以后，我就火急火燎地飞回了国。那年在怀柔买了套四合院，在院子里亲手种了颗杏树，我大宝就是跟这个四合院，跟那颗杏树同岁。也因为这样，才把那块叫‘一号’。
从那时候开始，我在继‘要厮杀出来’以后有了第二个目标：给大宝铺好路。
所以那时候开始，又开始高密度地拍戏，现在家里的房子有三分之二都是大宝出生以后买的。
但当时其实没有现在这么离不开他，当时就也经常一拍戏就是几个月，现在已经不太行了，现在恨不得要黏在他身边。
大宝从小就省心，当时吃奶都是定时的，比钟表还准，一旦到点，就开始哭，就是要吃奶了。所以这个规律也好摸透。
2008年，大宝一岁，当时他会走路了，那年北京下了不小的雪，我当时就把他一把扔到一个厚雪堆里了。
大宝两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一号，那次是夏天，下了了很大的雨，大宝就坐在二道门的门槛上，那个门槛得有二十五公分高，他就坐在门槛上，数门钉。
那时候杏树就已经有四五米了，第一次去摘了杏吃，那年是大年，摘了两筐的大杏，好多都结了虫。
当时门前就是一个大水坑，有十米来深，只有最底下有水，当时里面还有乌龟和小雨，旁边的斜坡上都是柳树，再往外就是及腰的石头围栏。当时朝龙还给红日下去找了个死龟的龟壳，还给晾道门口柳树上了。
整个村子里面都是四合院，后面就是连着的山，山上长满了栗子树，只有一条小路能向山上走。路是纯石头铺成的，从村子里面延续出去，往山上绵延，因为都是石头，所以也常有蛇和蜈蚣，但最多的还是马陆。
朝龙也老是带着大宝上山去捡石头。
大宝也老是和二郎玩，当时家里又多了一条狗，是新买的藏獒，起名叫了‘钟馗’。
就是那年冬天，放在家西南里的梯子有一次被那猴碰倒了，结果把玻璃房砸出一条缝，当时没发现，久了那玻璃房就不保温了，那天晚上，那只猴就被冻死了。
那年我摇到了家里的第三个牌子，所以买了一辆林肯。
从那年开始，每年过年都是全家一起回承德，和王成山，李叶他们过年。
大宝三岁以后，我也开始打他了，但毕竟是上年纪了，其实到现在真的下狠手打他也就十来次。
2011年，娟娟生了二胎，因为当时国家还没开放二胎政策，所以就没办身份。老二比大宝麻烦多了，生的时候在医院多等了半个月才生出来。老二也闹腾，从小就各种啃书。当时家里有三层，每层都有至少三大面墙的书柜，至少有八千来本书。老二不像老大。大宝从小就让娟娟给他读书，后来娟娟咽炎有一个因素就是给大宝读书读的。老二就爱破坏，平时也闹腾。
那个时候大宝也开始爱玩乐高，就喜欢建构，当时就是给他买，他就喜欢建构的那个过程。
大宝从那时候开始就对肥肉产生了一种喜爱，每次吃肉都是说要吃肥的，白的。结果吃了一年，吃伤了，后面就是闻到肥肉味就想吐。
但老二就是爱拆，所以他俩也老打架。
大宝到了昌平去上幼儿园，朝龙去了政法工作，我就又开始拍戏了。
2013年，二郎死了，家里的狗就只有钟馗了。
也是那年，国家的驾照系统改革，娟娟考驾照时不满18的事被发现了，所以只能再考了一次。
2014年，拍了《家宴》，也就是那年，去北戴河买了房子，就在海边。隔着河就是领导人住所，所以附近都没有六层以上楼房。我就买了六层的房子，视野最好。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带着俩宝去全国各地游览了，结果大宝晕车，幸亏他后来培养得一上车就睡，当时说是‘上车就睡，一觉到家’的状态。
2016年的时候，朝龙去芝加哥进行教师进修，娟娟和大宝都跟他一起去了。一去就是一年。那一年，就我和严玲在家带二宝。
那年二宝上幼儿园，我们三个就去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反倒是零零散散地旷了半年的课。带着二宝去了福建，广东，山西，浙江，江苏，山东，还回承德住了一个月。
但当时每天给二宝买冰棍，倒是把胃吃坏了。
而且二宝还老是胳膊脱臼。
秋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大宝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离不开一个人，真的是上岁数了。曾经经常一两年不见亲人都不会想，现在刚半年就离不开，想他们了。
冬天的时候，我就去美国看他们三个了。留了严玲和二宝在承德跟王成山和李叶住。
当时和他们住了两个月，当时就住在芝加哥的密歇根湖旁边，就记得当时农历大年初一的那天早晨，在‘风城’芝加哥，迎着风雪，带着大宝去美国的学校上学。
当时和大宝他们把美国的东西北海岸跑遍了，去了七八个州。
当时去科罗拉多大峡谷，去尼亚加拉瀑布，去旧金山，去拉斯维加斯，去斯坦福。
我坚信，一个人要想建立世界观，就必须先见识世界。
当时大宝说每天早上就是吃馒头蘸酱豆腐，毕竟美国即使有唐人街，也必定在伙食方面比不上国内，所以我去这一次，大宝倒是没少吃我做的好吃的。
就是这一年，我六十二了。六十二以后我就愈发感觉在说话上游刃有余了。比以前的不同是我会藏锋了。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说话开始加入了独属于我的幽默，我的语言是独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这么说话。我永远有自己的方式。
而且这一年我对‘化境’的理解又深了一层。化境不只是化用前人，前人给出的形式，由我自己向其中填充内涵和理解。这个境界就是自创典故的了。必然说，有一次大宝问我看过最霸气的诗词是什么，我就说是“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人真的能谁也不学，就看自己的，就是最霸气。当时大宝就反驳我说我解释的不对，毛泽东那句诗不是这个意思，我就问他，原诗是什么意思重要吗，我们唯心地说，我读出什么，就是什么。这唯心吗？是唯心，但是作者已死，这唯心吗？这又不唯心。这就是辩证。
以前用自己的思想解释前人的东西可能只是狡辩或者临场而言，现在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我不会再崇拜任何前人的思想了，我自己的丝毫不比他们的差。
2017年，大宝他们回国了。回来那天，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带着大宝去了门口的羊肉串店，吃了一顿，结果给吃伤了，后来几年都不爱吃羊肉串了。
那年朝龙在北大应聘成功，作了实习教师，但还是没出学校门。学校的墙里和墙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墙外的大风大浪，刀光剑影，墙内是感觉不到的。他这一辈子就是个教书的，别进社会。哪像我，是真正拼杀出来的。
但好处就是大宝二宝就跟着他去了海淀，去北大的体系上小学和幼儿园。
只是就不在我身边了。
那年就把钟馗送人了。这是自娟娟出生以来家里第一次没有狗。
即使这样，我和他们默认的相处方式是每个周末，周五他们坐十三号线到霍营，或者转五号线到天通苑北，然后我开车去接他们。在昌平住一天半，然后回海淀。
但就是那年过年，我们回承德的时候，当时是大年初三，我彻底和王成山翻脸了。
具体的原因……不提了。忘了就忘了吧。
本来我就没把王成山和李叶当家人看，每年回去就是觉得承德是老家，过年得回老家。可就是王成山亲自让我彻底觉得承德不是我家了。
那次是我三十岁以后第一次翻桌子，砸东西。
从那天起，我除了尽一个儿子的义务，给他俩送抚养费，就和承德断绝了一切联系。
我从那天以后，也只管他们两个叫王成山和李叶，那个地方我也再没叫过家。我的家都是自己一手构建的，和他们没关系。
大年初三的晚上，我当时就带着俩宝，娟娟，朝龙还有严玲连夜开车回了北京。
从那年起，我过年就再也没回过承德。永远都是就去珠海。
结果第二年夏天，王成山就死了。听说是晚上上厕所自己滑倒死的。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这一辈子坚决不参加婚丧嫁娶。
就是后来去过一次他的坟头，烧了点纸钱，就当是尽了最后一次义务。
再往后就是近四年，也就是疫情这几年了。再按照详细时间顺序说就没什么意义了，就挑一点比较重要的说吧。
疫情最开始那会，我们当时正好在珠海，那块一点疫情都没有，每天都是去楼下，海边有那种沿海跑道加公园，去运动，就这一个寒假，大宝就长了十二公分。
后来疫情也就逐渐平息了，但就是最后一波没控制住的时候，家里都阳了，但症状都挺轻的。但就是这种时候，老病就找上来了，尤其这次疫情本身是你那有毛病它就正攻哪。年轻时候那样练武，现在就全身关节疼。加上这些年头疼，就都找上来了。但毕竟年轻时候练的底子在那，都是小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
这些年开始，我就不给自己花钱了。一直都是自己身上能省就省，虽然住着别墅，但就是想吃剩菜，年轻时候没怎么吃饱过，所以就养成了一日一餐的习惯，一次也吃不了多少，平时也觉着看到菜就饱了。只有俩宝回来看我，我看着他俩坐在饭桌前我自己都有食欲。
包括买衣服也是，大宝老是抱怨我。当初去美国，我就是只要看到卖帽子衣服的，就想进去给大宝挑一件，那次去拉斯维加斯，就在一个大集市，一个小时就走了五百多米，光挑衣服帽子了。
给他俩，无论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反正我也用不上了，该花的时候一分也别省。
然后这两年我毕竟是老了，已经不舍得打二宝了。以前大宝小时候哭就是大嘴巴子。现在如果二宝哭，我都只是哄着让他别哭，包括永远也没下去手去打二宝。
现在也就是活这俩孩子，我老说自己是贱的，这俩外孙也不随我姓，干嘛这样。但其实这也就是自己仅存的理性的抱怨了，我现在离开他俩三天就开始想，这辈子就是最疼他俩。
每次他俩只要出去，我最提醒的就是安全。他俩要是出什么事，可真就是要了我老命了。
这两年就觉得，干嘛要谁记住啊，就能有自己的孩子喜欢自己，真心记得自己，不就够了吗。
原本这几年还有一个骑哈雷的爱好，现在也停了。
现在都就今年，我又开始接戏了。接了两个本儿，都是上百万的，就是为了给他俩铺后路。
现在家里已经基本实现财富自由了，三菱换了蓝色的公羊皮卡，林肯换了奔驰越野。又置了几套房产，现在这个时代，越早积累房产越正确。
加上现在却是也是上了年纪，即使是工作也不再那么拼死拼活地在现场赶工了，就只是在家里坐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上传输就行。反正挑毛病这碗饭在哪都能吃。
这两年自从啸天死后，有两年没养狗。也是老了，以前喜欢玩大型犬，现在就是去年买了一只恶霸犬，叫了‘榴莲’。二宝抱的，这狗也是像他，果然还是谁抱得像谁，就是平时贼精贼精的，但就是坏，而且钻牛角尖。可能是它小时候受到训练的原因，它只要听到球的声音就要上去撕咬，就这样，我们也没少赔别人球钱。这种狗不能见血，一见血就不行，一定是要杀掉。可惜它只一岁的时候，有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把它放到皮卡后备箱里面，结果忘了透气，生生热死了。
今年养了一只中东牧羊犬，原本想叫白菜，后来觉得太拗口，就叫了冬瓜。养在了通州家里。通州这块真的是我和王府一样满意的设计。
旁边不远就是大运河，再向上游就是市政府。就在村子里，往南几百米就是辽阔无垠的麦田，路旁边都是几十米高的白杨，旁边所有的高速公路都被几百米的白洋林隔开了，肃静得就像隔绝于世一样。大宝你真该来看看……说远了。
一个二百多平的院子，种了李子树，韭菜，大葱，樱桃树，还有严玲种的各种花草。
现在虽然都还只是树苗，毕竟是今年刚种上，但不出几年，就一定会像树林一样了。
屋里有暖气，有大炕，有玻璃房，有大鱼池，里屋能早上照到阳光。
前两天有燕子在这儿筑巢了，大宝跟我说北京的燕子都是从非洲迁徙回来的。
现在冬瓜就每天都在院子里跑，以前还想啃花，后来被我用苍蝇拍打怕了。
现在日常就是大宝二宝在海淀，周末都忙了，也回不来，只有节假日才能回。所以现在每天弄弄花草，设计院子，打井，给院子铺路，设计屋子，也挺好。
现在有的时候开始喜欢回忆了，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年轻那会儿有多大权力。但当时一心就想着工作，也挺好，那些天天就想着权力的现在也没几个活着的了。
现在俩宝不在身边，我自己生活状态真的很舒服。
但是……可能再过几年，我也就这样不了了。以后身体和精神可能都不太能再支持这样了。
所以记录下来吧。
下面我说的，是我为了自己现在生活状态的，提前刻好的墓志铭。
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起来捣鼓捣鼓院子，看看天，然后骑摩托去镇子里买菜，这块的菜都是农民自己摘的，西瓜不像超市里那种七分熟的，都是现找全熟的，现摘现卖。肉都是好的肉，好多都是老乡家自己养的。
然后就回来，把菜放下，然后就骑摩托车，去运河边上。
一路上先是向南出村子，都是土路，然后就是麦田，一片就至少得有几百顷，都是金黄的麦浪。
再向前就是被白桦林围上的公路，路上基本没有车，所以所谓树林，也就一排，排列得很稀疏，但就是阳光洒下来，加上透过树叶，一路斑驳。
外面是田地，种什么的都有。路边都是爬满的，自然生长的绿植，就是在由自然构建的人文里。
现在来这里的都是外地来住这里的人，种什么都是他们定。
路尽头，左转，右手就是运河公园。
一个几十万平的公园，全都是花草树木。永远不会感觉到你在的是一个公园，因为除了我，基本不会有别人来。
穿过运河公园，到运河边，找一片没什么石子的河岸，就躺在上面，身边有草丛里红色的野果，可以吃，一天能发现两三个。
就躺着，躺着
看大运河
看天
看云
看对面的树林
看湖面的波光
看不远的渔者
看身边的自行车骑行团
看河里有大鱼小鱼游过
看有飞鸟到水面抓鱼吃
看旁边桥上车来车往
看天上会有大鸟飞过
看天地的宽广
看河面的辽阔
看这条河从哪里流来，又往哪里流去
看这条河从哪个年代流来
看这条河向哪个时代流去
看湖面上凝聚的灵魂
看湖岸边走动的灵魂
看天空上漂浮的灵魂
看我自己的灵魂。
在河边躺到下午，骑摩托回家，再打理打理花草，有时候和严玲吵两句架。
平时会在院子里晒上几盆水，用太阳晒热，晒热的水和烧水热的水不一样。用太阳晒热的水就有一种舒服的气息。就用这个水洗脸，洗身体，再刮一阵小风，这个水就能和风一起浸润到皮肤里。
晚上坐在院子里，看看书，看看手机。
现在我每天还是只睡四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睡。
等着第二天，
继续。
这就是我这几个月的生活。
但就是前两天，我遂了一个愿。
因为这两天天安门对游客开放了，我就去了趟天安门。
长安街上已经没有自行车了。
我走上了那个城楼。
再看着那一柱香，一个棺材。
毛泽东真的就站在对面，看着这个城楼。
我和他对视了十来分钟，好像自行车大潮又出现在了眼前。
当初我想过，要不要上来，把手指头咬破，留一点血在上面。
我和他对视了十分钟以后，我放弃了，当时手都到嘴边了，我放弃了。
没有留下任何一点血迹。
我走下来那个城楼。
我知道，这个城楼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个天安门，是毛泽东的。
如今的我，
已经有属于我自己的天安门了。
这个天安门，
对我没有意义了。
我说完了。”
说完这些话，已然是午夜过后了。
老人看了看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又按了一下录音键，根据他的回忆，按一下是录音，按第二下是结束录音。
录音机里清脆的女声说道：
“录音结束”
这时候，老人将本子放回胸口兜里。拿起桌子上盘中没吃完的面瓜，啃了一口，还是索然无味，但是五味杂陈。
老人轻轻下地，打开塑料推拉门，走到院子里。下台阶时，拖鞋磕台阶的声音吵醒了冬瓜，和昨天刚飞来，决定在老人家屋檐下筑巢，而正在休息的燕子。老人沿着自己和严玲铺的砖路，走到院子里种菜的泥地上，抬头看向午夜后的天，格外明亮，和他小时候在承德看到的特别像，有好几十颗星星在闪烁。
就这样，老人盘腿在了地上，啃着面瓜，看着星星。直到面瓜啃完，又坐了好久，才回屋。
正要关电视时，忽然注意到到那场斯诺克比赛还在播，但它理应在几个小时前就结束了。老人仔细看了看电视右上角的小字，才发现这是三天前斯诺克世锦赛的回放，那位奥地利选手的失败，早在三天前就成了定局。
它一遍又一遍地在电视上播放，仿佛那位奥地利选手的失败正被一次次地昭告天下，但谁又在乎呢？
真的会有人在几年后再注意到这个选手这场比赛的输赢吗？甚至那个奥地利人自己会记得吗？
可能只是日后他和孩子玩台球的时候，做出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时，这次失败会突然在他脑中浮现，但不需几时，他孩子的吵闹声可能就会把这个回忆吹散，谁会记得呢？
老人又在屋里坐下，像石像一样一动不动了很久，而后，颤抖着把胸口的笔记本掏了出来，写道：
“过去的我放了一把燎原之火，这把火沿着时间的长河烧向未来，时间的河水没能将它扑灭。当时，我被这火包围，环绕。
但不知何时，我已经从这火里脱身了。
而今，这火只是一直停留在原地，我愈发远离。
时常，会看到过去的我，站在火里，面目全非。
过去的我，一直站火里，看着外面的自己。
面目全非。”
老人还想写点什么，但终究是没能继续动笔。
然后，老人慢慢把手机打开，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那两个多小时的录音发给了自己的外孙，打字说：
大宝，有空的话，帮我把这个存到一个硬盘里吧。
几个小时以后，已经是凌晨五点，东方既白了。老人的手机嗡了一下，收到了一条回信：
姥爷，我要给你写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