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做一个道歉（尤其是对山精），当初说写武侠，但写了一万多字后，突然有一天回忆起了这个我特别想写的文章。我从三年前就开始想写，但一直没有机会和能力。这篇文章对我的意义大于那个武侠一万倍。所以，我就搁置了武侠那一篇，写了这个，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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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一个老人独自坐在自家大厅的沙发上。夜还未深，方才九点半。这是他在众多房子中的一个，在北京的郊区，加上院子有五百来平。院子里种满了果树和蔬菜，有自己栽的桃树和李树，种了大葱和韭菜，还养了一条狗，叫冬瓜。
老人坐在大厅里。这大厅有六十余平，透明塑料门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一盘水果，包括啃了一半，但已经发黄的一个苹果，半把香蕉，白天刚从市场上买回来，吃了一口，便因为索然无味而被放置在那里，没再被动第二口的面瓜，还有四个已经发酸的荔枝。旁边是一个小茶壶，里面泡着绿茶，是老人自己调配的，搁了枸杞和胖大海，旁边有一个小玻璃盅，里面是半杯茶。桌子旁便是一个可调节靠背的沙发，是七八年前的老家伙事了。桌子和沙发正对着一个正在播放斯诺克比赛的电视，里面的奥地利选手败局已定，痛失了世锦赛的金牌，但好像老人根本没有在意谁输谁赢。
大厅的另一端是一个台子，上面摆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只存了几枚硬币的金猪存钱罐，几张淡黄的，记不得是哪年发行的邮票，一个笔筒，里面塞了两个做成刀币形状的U盘，和几张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粮票，还有一大堆散落的盒子，里面都是杂乱的小玩意。它们曾经被拜访在老人另一个家中的黑木桌子上，那是老人用了十二年的桌子，但而今这些物件随着老人漂流到了这里，与那不锈钢的台子显得格格不入。这些东西曾经都蕴含了一段故事，但现在它们身上剩下来的，只有“曾经”二字，其他的，全都消散在了风里和时间里了。
在这些杂乱之中，有一个小物件格外地突兀，是一个可移动摄像头，它的科技感与其他老物件格格不入，是老人的女儿安装的，老人平日独自居住，有了它，也算是有了一重保障。平时若有对话，也可通过它实现。
老人起身，缓缓地从沙发上下来，把自己散落的两只拖鞋穿上，去到了自己的屋里，从双层床的上层，一个用来储物的地方，翻找出了一个录音机，这也是他女儿给他买的，是一个橘红色的救生多功能录音机，兼有手电筒，信号接收器，发电机，录音机的功能，但老人自从拿到后就一直没拿出来用过。
待老人拿着它缓缓回到大厅的沙发上时，便将这录音机放在了桌子上，长按了几下开机键，见其没有反应，也只是咕哝一声，而后又起身去台子上的盒子里寻来了一板电池，而后将其包装壳笨拙地打卡，手颤抖地将两节七号电池塞到了收音机中，终于，开机键亮了。
老人按了一下收音按钮，收音机好像发出了嘶嘶的声音，老人便从胸口处拿出自己平时带在身上，当做笔记本的小活页本，这本子很小，只有十二公分见方。老人翻开本子的第一页，看着本子，对着收音机，开始了自己缓慢且沙哑的自述：
“这是一段留给以后的我的陈述。
今天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三十号，今天上午上午，小然给我打了语音通话，说他们政治作业要求问问家里的老人关于年轻时候的事，我想了半天也只能想起几个零散的片段，我不理解，那些我曾经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事情好像都丢了，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也只是不了了之。以防这种情况会加重，我就把现在能想起来的事都录下来吧。
1954年，我出生的年份。我已经不记得我出生的月和日了，当时王成山和李叶就没想着去记我具体的出生日期，两个乡下人而已，我又只是房檐底下的老二。他们也就只记得，我出生在一个冬天。
1956年，我那年两岁。我好像记得一些画面，但前两天我闺女给我分享的文章里说，这是因为人会把别人说的自己小时候的事当成自己的回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是我记忆力好。
当时我就住在承德的一个小山沟里，在离宫旁边。当时我住的地方在双塔山的前面，是一间小土屋。屋子里的墙是黄灰色的，好像就是用土加上不知道什么垒起来的。整个屋子不大，还没有我现在的大厅大。就两个房间，一个是当厨房和餐厅用，但其实就只是有个烧柴火的灶台和一口破锅而已，有一个破木桌子，有一条腿已经断了，是用山上捡的石头垒起来支撑住的。还有一个是卧室，但其实就是两个方正的土堆，上面有两床被子。被子原是三手的，加上王成山和李叶用了十来年，上面早就被补丁铺满了。屋外头就是双塔山，当时还不像现在，还成了景区，当时就是两座荒山，山上有俩古塔，村子里有人病危的时候，才会有青年人背着那人，现劈荆棘杂草，开路上去，只是对着俩塔都拜三拜，就下来，也没见哪个拜完就好了的，但总是有人愿意上山去拜。我们屋子就是在两个山峰的中间，平时一旦下雨，就必须搬去山脚处其他人家里借助，因为容易被淹。从屋子向北走几里地，就是离宫。
后来听李叶说，我就是那年学会的说话，会说的第一个字是“妈”，第二个字是“毛”，然后就会说了“毛泽东”三个字，但当时还是孩子，说话“d”“z”不分，能说出来的只是“毛泽zhong”。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我就记得雪停的那天，我被王成山扔到了厚雪堆里，他和李叶笑得都很开心。
1957年，那年我三岁，从那年开始，我终于开始有了连贯的回忆，而不只是片段了。但其实也不多，就记得国庆那天，王成山的所在的钢铁厂放假，组织了所有员工去市政府那里全市唯一的投影仪那里看阅兵，当时找了林建国家的一床纯色褥子，当了屏幕，投了影，在市政府门口播放。播的时候聚集了几千人来看，前面的就坐地上，再往后的站着，最外边的直接就爬到了树上。就记得毛主席好像说了一句什么，结果在场的几千人全都站起来鼓掌，欢呼。
再有就是九月的时候，王成山找了个公立幼儿园，让我去上了。当时说是幼儿园，其实就只是市里的一个小破屋子，正中摆着毛主席像，毛主席像下面是一个小小的，陈鹤琴先生的照片。当时每天就是教我们背“共产主义好”，教唱《东方红》，再教我们基本认一些字，这一年就过去了。
至于平时，每天就记得王成山每周必然会打李叶一次。如果李叶反抗，王成山就会更起劲，然后一般就会打我，每次要么用皮带抽，要么用脚踹。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他想这样而已。但每次他打完我都会给我买一块一分钱的糖。
1958年到1959年，我四五岁，我那时候的记忆都是很混乱的，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再往后的事，直到幼儿园毕业，就不知道是具体那年发生的了。所以就放在一块说了。当时李叶抱着我第一次进了离宫，好像那次进去时下了大雪，就记得看所有的建筑都很高大，院子里有青砖铺路，也没几个人，当时也都不要票，我后来也就经常去离宫里玩了。
1961年，那年我七岁，在上了小学，那个小学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还是很腼腆的，平时也不爱说话。当时的农村里太乱了，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个叫关迎的男学生，挺壮的，他就拉了学校里两三个男孩子，几个人每天就找别的小孩要糖，没有的话就打一顿。我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壮，就是很瘦弱，所以也一直被他们欺负。又因为当时王成山在钢铁厂里面每个月只能挣几块钱，就更没有钱来买糖了。所以每周他们都至少会打我一顿，我也不敢还手。
每次回去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我也问王成山帮忙，但他连管都没管，撂下一句“男孩子，多打打架挺好的”，就不管了。
直到1963年春天，那时候我九岁，上三年级，开始想着保护自己，每天就往包里塞几块从山上捡的圆石头，每次被打完，就想着下次就那这个砸关迎，但每次都每那种挥出去的勇气。直到有一次，他们把我堵在教室里，我下意识地就把书包抡起来，阴错阳差地就砸到了关迎的脑袋，他脑袋直接磕到了墙，流了好多血。那次关迎一倒，他那群狐朋狗友就都跑光了。我看着关迎流了那么多血，竟然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就上去又踢了他两脚，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只被从小圈养的狮子第一次尝到了血肉的味道一样，我脑子里的阀门应该是被打开了。
后来那群人再也没惹我，但结果几周后，我就被开除了。
后来我才知道，关迎敢那么横行，是因为他爸是副校长。但听说后来他爸进去了，好像判了四年还是多久。
这三年的小学就是我一辈子所有的正经上学的经历了。但至少这三年我学会了认字。
那一年的下半年，我没再上学，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收一个这样的学生。所以王成山给我某了一份放羊的活。每天就在承德城北的大片草地上放羊。每天拿一根鞭子。不是为了抽羊，羊都娇嫩着呢。这鞭子就是抽地用的，抽一下都跟炸雷似的。用这个声音吓羊才能把它们赶到一起，当时哪有牧羊犬这种东西，全就是靠人自己的控制。
那个草地上的风景很美，就是打草场，一望无际，远处草场能直和天连上，天也总是碧蓝的，满天都是波涛翻滚的云。我就每天看着远处曾经我在的学校，听着隐约的铃声，知道自己不用上学，反而是一身轻松。后来我读到了王小波的一句话，说的挺好，是“想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这就是当时的我的状态。
这羊一放就是四年，从八岁放到了十二岁。每天放羊就是我的主业，也倒是好，每天都能挣几分钱。虽然这个钱大多都是进了王成山的腰包，留在我这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但也算开始有了收入。
但当一件事被重复了几千几万次以后，再有趣也会被磨成无趣。所以过了一开始的热情后，在那段时间，白天总是显得很漫长。
我曾经尝试过数天上有几片云，后来眼睛差点没被太阳晃瞎。尝试过吃每一种野花和野果，结果有一次吃了种有毒的黄果，差点没把自己吃死，后来是自己跑到镇里中医铺里才治好。我还把吐口水的技能练到了极致，我能在十米以外精准吐中目标。
但时间一旦久了，也都只是无所事事罢了。
而直到放羊的第二年夏天。有一次王成山从钢铁厂带回来了一本书，说是国家要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但他又不认字，让我读给他听。
我一看书名，是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哪懂这个，就是以为是和《毛主席语录》一样的书，因为这是我当时唯一学过的书了。平时连课本都没有，只是学校给我们发了很多泛黄的纸，自己拿炭铅在上面学写字。这本书和《毛主席语录》一样，都是泛黄的书皮，用线缝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的封底上不是毛主席头像，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青年人的全身像，他手里好像还抱了一根木头之类的东西，当时的我眼里，他身后有一条扁扁的长龙，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铁路。
我就开始尝试给他读。刚读到标题时，他就不耐烦地告诉我他是全承德最好的钢铁工人，根本不需要再了解钢铁是咋炼成的，而后就起身走了。
第二天，我去放羊的时候，就偷偷把这本书带上来。等把羊都赶到一片这几天它们没啃过的草地后，我就把那本书拿出来，盘腿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就开始翻。里面的字至少有三分之一都不认识，所以剧情看得也是磕磕绊绊的。但是刚看了几页眼睛就挪不开了。结果这么一看就是一天。当时真的是把自己沉浸在了里面，我就保持着一个动作七八个小时。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我才意识到还要把羊赶回去，结果一起身，就感觉腿上酸麻，眼前发黑，浑身关节都好像生了锈一样。
幸亏我陷在书里这段时间内没有一只羊跑丢。只是因为回去晚了而被警告了一通而已。
过了一晚，我去放羊时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告了个病假，没去放羊，然后就偷跑去离宫了。从北宫墙上翻了过去，找了个偏殿，就坐在大殿前院子的松树下面。当时夏日正热，就找了个阴凉，吹着小风，看了一天的书，可是把瘾过了。
后面每天，我去放羊时都带着这本书，从头翻到尾了至少几十遍。不认识的字就借机去之前的学校里找人问，后来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他实在被我烦得不行了，就给了我一本字典，然后教了我怎么察，让我别再来了，说要是被副校长看到了，他的职位就丢了。
然后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一本书看懂了。
当天晚上，我就把我看懂了这件事告诉了王成山。但那天正好他因为没看书而被领导训了一通。所以我刚提到这本书，他就拍桌子，站起来大骂了我一通，又骂说：’看什么狗屁俄国书，炼你妈的钢铁，操你妈的苏联，害的老子被骂了一通，月底的员工奖金也没了！’
然后就从我手里把书抢了过来，撕了。然后用皮带打了我一顿。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着我想看书。但一直也没找到机会。
后来有一次，我老板原本安排采购的人病了，所以他我去城里采购。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趁书摊老板收摊时，用两毛钱软磨硬泡地买了两本书。回了家，才看清楚，一本叫《论语》，我一看，全是小句子，当时也不太看得懂。看到另一本，我当时就更绝望了，那本书的题目我都看不懂，其实是嵇康的《琴赋》，但当时连作者的姓我不认识，只认得他名字叫康。后来查字典才知道，那个姓念’嵇’。我翻了一页，发现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一样，那本书至少我能大概看懂。但当时看这本书，要么是字不认识，要么是认识，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里面我不认识的字占了九成。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板愿意把这两本书卖给我，根本就是不会有人买这种书的。
但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看了，毕竟这是唯二的我能看的书了。
所以每天，我就变成带着这两本书中的一本，再带着一本字典去放羊了。
每次读这两本书，都是读一句，翻半天字典，读一句，翻半天字典。但是当我花了三个月，真的把琴赋的第一段能顺利的读下来之后，我突然感觉里面有一种我当时从未感觉过的快感，也是后来才知道，这种感觉来自骈文的格律。
后来通过各种方式，我的书也从两本扩张到了四本。我从其中一本里面学到了怎么强身健体。那本书名字好像叫……叫……武什么册。反正我就从里面学了最基础的锻炼方法，就是像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之类的。
当时因为王成山老是打我，我就想着学一点这个，当时以为学完就能打的过他。
所以后面的几个月，无论是秋老虎还是冬天下雪，我就是练那三个动作，就是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每天至少五个小时。当时就是在山野间，仰卧起坐一开始拿石头压着脚，后来也不用了。俯卧撑一开始一次只能做四十个，到后来差不多练到了八十个。引体向上就是扒拉这树杈子做，一开始也是一个都上不去，到后面已经能做十来个了。
结果几个月后就想着尝试反抗一下，有一次王成山发火，打了我一拳，我想着回击，结果就一巴掌被打趴下了。
后来我就意识到，这样的确不够，我就又有一次偷偷跑出去，买了一本练西洋的书。当时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说是要练到什么境界，都没有，就是想着能不被打。从那本书里面我才知道，之前练的都是基本功，所以我就开始按照这本书上说的开始练。
从打空拳开始，后面开始练直拳摆拳，练压腿，正蹬，空踢，二起角，鞭腿……
然后又这样刻苦练了两年多，每天都是如此。这两年里，每天就三件事，放羊，看书，练功。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的过王成山，所以就是拼着头练。
后来到了1966年一月，我12岁。过年那天，王成山厂里组织了一场酒局，这是一年里他唯一一次能碰到酒的机会。那天他回来就是醉醺醺的了。回来搭了两句话他就不知道怎么急了，一拳就打过来了。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意识地形成了肌肉记忆，然后就左手把他手格挡出去，右手一拳就打他鼻梁骨上了，当时就见红了。后来我俩打了得有十五分钟，最后我俩身上都是青一块红一块的，最后他终于被我打服了。所以那天开始，我就终于有了和他谈判的资格。
结果就是，我把放羊的工作辞了，而且他答应我不管我晚上干什么。而且每个月可以拨出来七毛钱来给我买书。
事实证明，我是幸运的。我在一月到四月间买了几十本书，里面古文，历史，政治，小说……什么都有，我就都塞到了家里的床底下。每天的作息就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先练两个小时的功，然后吃早饭——野果。然后去离宫里找一个地方看书，一直看到下午六点。然后回去吃全天唯一一顿正式的饭。再跑到家附近野山顶上，我专门开辟了一块空地，就在那练功，到半夜才回来，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我现在就睡五六个小时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但是到了五月，我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开始兜售书，我就一气都买了回来，当时总共得有几百本。结果不出两天，平时的书摊老板都跑光了。几天后，才听市政府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但文革其实没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每天就还是看书，练武。
只是1969年的一天，王成山因为在厂子里说错了话，就被批斗了一顿，幸亏他最终被认定为口误，没被枪毙，但丢了工作。后来也只是在居所里蜗居了。
当时每天我的话语习惯都成了固化的格式，已经可以下意识地避免说错话了。这种像是当时人独有的一种畏惧心了，现在的人早都没了，向前几天那个说脱口秀的，就是没这个意识了，连畏惧都没了，自然要出事。
这十年我每天都是至少练五个小时功，看七个小时书。到了晚上如果要看书，就跑到承德南边的墓地里，偷两个长明灯过来，那个时候都没有煤油，就拿长明灯当光。但那个灯暗，我就只能把眼睛和书贴到那个灯旁边，一行一行照着看，我现在近视也是那个时候看书看出来的。但没办法，就是有那种强烈的欲望，就是想看书，我也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督促的我，能让我从那种条件里还坚持那种生活。
后来实在是揭不开锅了，我和我哥也就都出去赚钱了。我就还是去了钢铁厂，幸亏当时长辈犯事不关子女。就在里面当了学徒。当时是1970年，我16岁。
白天工作八个小时。所以每天就是晚上出去练功，回来看书。
每天其实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的。特别像一个隐居之人。晚上就是在山岗上，月光下练功。
然后我就是读书，就是练功，就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就像机器一样折磨自己。
因为那个年代，每天老百姓都是在水深火热里。之前买的书里，司马迁的《史记》是我最喜欢的。我翻来覆去地看项羽本纪，每天就想着未来哪天就杀妻弑子，送老母一条白绫，然后去招兵买马。
当时我就到了一种疯魔的程度，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水平。
当时读书就读到，在钢铁厂里，那些工友和领导都说听不懂我平时在说什么。我整个人的层次就已经不是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层次了。整个承德也没有人读过那么多书。我当时的读书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地学校的那些老师。当时满嘴都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类的话，而且当时写信用的都是半文言。整个承德都说我是个怪人，就只有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是傻人。
我的武功是整个承德所以年轻人里面最高的。有一次大概有十来个人来打我，为首的那个拿了根钢管，结果他刚冲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地就把那根钢管夺过来了。然后就让那十来个人个个都多少见了血。
这么一算，我练了有八年功了，每天五个小时，一天没落下，生病，大雪，冰雹都没让我缺过。当时也没人管我，更别说什么督促什么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也就是这样做了。一算得有一万两千多个小时了，所以没人能打得过我。加上我也不是死练，十七岁往后，每两三天都去打一次架，只要打得不好，就往死里琢磨，钻牛角尖似的，每天都想新招法去打。
当时我柔韧，防守，进攻，技巧全都是顶尖的。很轻易地就能站着把脚掰到头后，拳头打出去的拳风能震动两米外的树叶。平时用撞钟的柱子撞自己，来练身体强度，最少也能挨十来下。俯卧撑，引体向上都是三位数起步。
读书更是一样，我家里床头床尾都堆满了书，我把书分了好几处放，就是怕哪天万一失火，都烧了就完了。所以家里，山顶练功场旁边，离宫一个屋顶上都藏了好几堆书。当时的读书量都已经比现在好些大学生都多了。就是自己喜欢，根本没人管着。
后来到了十八岁，就是1972年的时候，我在钢铁厂已经升到了手底下管三百来人的程度。我当时就是厂子里最年轻的“官”了。当时和公安局什么的政府机关都有联络。那些人可看的起我了，觉得我一定不是池中之物，倒就是我看不上他们。那块的公安都和我打过架，结果没一个打的过我的
所以后来每次我打架都没事。有一次我去掀了人家婚宴，被带到局子里，公安大队长亲自来给我赔礼，送了两条肉，这才平息。
而且我狠，一个人如果只爱打架，那就是痞子，但如果一个人又爱打架又有脑子，那才是流氓。像刘邦，朱元璋什么的，都算大流氓，这都是当流氓当道极致的人。但现在流氓的含义都变了，改成了性骚扰的代称了。那个年代流氓就是最厉害。
我当时有一次惹了一个官，然后跟了他一个月，等一个月后找着机会，一板砖就拍那了。
我这辈子离死刑就差个杀人了。
但现在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厂子里，只有逢年过节才回住所。
后来厂子里有领导问我要不要入党，能什么程序都不走，不用有竞争，直接就能入党。我拒绝了。当时我就是不理解那些争着抢着入党的人。我当时就说，这辈子不会入任何政党。
厂子里的老师傅都说我是中国钢铁发展的希望，说就没见过像我这样学得这么快的人。领导当时说要提拔我，要让我去大城市进修。我跟他说没必要，就拒绝了。
没有意义。
当时我满脑子就是盼着天下大乱，觉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志，有大作为。我到现在就佩服两个人，毛泽东和希特勒。对毛泽东基本上是崇拜，一个人能建立一个帝国，还把它维持下来，这就是最伟大的了。希特勒也是，就是现在对希特勒都认为他是法西斯什么的，但他杀过一个中国人吗？他和我们民族有什么仇什么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民族，一个人能把战争和铁腕政策执行得那么好，这绝对是千万人里挑一的。
当时老是读苏轼的东西，读《前赤壁赋》，说的太对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真的是，你不是伟人你就是留不下名字来——当然当时那种想法也是跟流行的个人崇拜有关——转眼就没了，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所以就觉得在钢铁行业里一直待着没什么意义，顶多是当个工人。当时满脑子就还是造反。而且当时我知道，一直在钢铁厂里不会有出息。所以就辞职了。
辞职那年，我十八岁。
但总不能空在家待着，人总是要吃饭的。
后来我就入了一个武行。我本身在当地打架已经出了名气，也没测试，很简单就进去了。在里面主要是给人家当保镖，有个什么商贩远行，孤身出城之类的，就找我们武行的人去护送，倒是有点像镖局。
每天就是练武，读书，去武行工作。
但武行终归是比工厂轻松，每天早上都能匀出来两个小时给我自己练武。我就去离宫里面，去偏殿打两个小时的拳。
在武行里面也没几个人能和我对话，平时也就只有武功交流。就这样，我那时候还是像野鹤一样，每天都独来独往。
1974年，那年我二十岁，被当做武行的代表被派到了北京交流。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这就是还没写完的那一部分）
说完这些话，已然是午夜过后了。老人看了看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又按了一下录音键，根据他的回忆，按一下是录音，按第二下是结束录音。但这次按下去以后，录音机里清脆的女声说道：
“开始录音”
老人看着这刚刚才开始的录音机，努力回想着是否是自己自述之前按的时候，没有实在按下去，但只过了不一会，老人就把目光由那个录音机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这时候，老人拿起桌子上盘中没吃完的面瓜，啃了一口，还是索然无味。
老人轻轻下地，打开塑料推拉门，走到院子里。下台阶时，拖鞋磕台阶的声音吵醒了那只叫冬瓜的狗，和昨天刚飞来，决定在老人家屋檐下筑巢，而正在休息的燕子。老人走到院子里种菜的泥地上，抬头看向午夜后的天，格外明亮，和他小时候在农村看到的特别像，有好几十颗星星在闪烁。
就这样，老人啃着面瓜，看着星星。直到面瓜啃完，才回屋。
正要关电视时，忽然注意到到那场斯诺克比赛还在播，但它理应在几个小时前就结束了。老人仔细看了看电视右上角的小字，才发现这是三天前斯诺克世锦赛的回放，那位奥地利选手的失败，早在三天前就成了定局。
它一遍又一遍地在电视上播放，仿佛那位奥地利选手的失败正被一次次地昭告天下，但谁又在乎呢？
真的会有人在几年后再注意到这个选手这场比赛的输赢吗？甚至那个奥地利人自己会记得吗？
可能只是日后他和孩子玩台球的时候，做出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时，这次失败会突然在他脑中浮现，但不需几时，他孩子的吵闹声可能就会把这个回忆吹散，谁会记得呢？
过去的自己放了一把燎原之火，这把火沿着时间的长河烧向未来，时间的河水没能将它扑灭。当时，自己被这把火包围，环绕。
但不知何时，老人已经从这火里脱身了。
而今，这火只是一直跟在老人身后，却再也没包围老人。老人随着时间走到哪，这火就跟到哪，老人从来不会管它。
只是偶尔，老人会回头看一看。
时常会看到过去的，站在火里的自己。
站在火外的自己，看着站在火里的自己，逐渐模糊，面目全非。
站在火里的自己，也在看站在火外的自己，亦是逐渐模糊，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