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无疾而终(初稿)

都可以说。一切都结束之后,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了。

我可以把所有相关的链接都引出来。但没必要。我只是想陈述从前发生过什么。那些文字也被淹没在海洋里了。

我是在2019年秋天入学的北大附中。经历了秋天的三项改革讨论,冬天时我第一次作为个体直接参与了公共事务讨论。事情是在只允许特定几家外卖商家入校后,yammer社区上出现了大量对于食堂食品安全的投诉以及对外卖政策的批评,当时食堂的负责人张老师在yammer上回复大家留言时,我由于看到他的一条避重就轻的回复而发言反驳他,于是在几日之后名字出现在了被邀请前往教务处开会讨论此事的学生名单上。回头看来,有趣的是老师的那条发言是关于一个美团外卖商家是否应该被引进学校的,然而我从不点外卖且没有点外卖的需求,甚至在那之前从未听说那家商家的名字。另外可以一笑的是此前的外卖政策同样是由学生组成的项目组提出和运行的,然而我对此毫无详细了解,于是那些同学只在本文里隐身。

老师很友善。和十几人一起在教务处的保留至今的长桌子开两小时会,整理出来会议记录发到yammer,下周再开会时,便只剩下老师、一个学姐和我。主要事项变为重新决定引进校园的外卖商家,老师提供了美团给他的当学期送餐地点是北大附中的所有外卖商家名称和次数清单,接下来一周我都在用各种方式捣鼓这个清单,分类,排序,取前十名,前二十名。寒假之后又发问卷让大家投票,接着一通捣鼓投票数据,选出前二十家,发给老师。以及在yammer公示进度和试图在群里讨论,回应寥寥。

我会想是不是我太傻了,事件的热度已经过去,临近期末,大家都在赶ddl,忙自己的学业。可能老师都烦了,或许他们建立这个工作组只是想平息当时的舆论浪潮,怎么还有学生一直跟进啊。

可以看yammer的#关于外卖tag,哈哈。

然而疫情开始,沟通一拖再拖,之后开学都成问题。6月份终于开学,我在yammer询问老师外卖是否会推进,得知老师已经调走,而我联系不上新的负责老师。就此沉没。

秋天subit以学校名义发起外卖商家更换投票,实施后忘了多长时间,被人投诉,被上级要求整改。此后北大附再无合法外卖进校。

最后一个笑话是,三年后,也就是去年,我才知道,一开始,张老师是想把在yammer上批评食堂的我们全部禁言的。

图片是我在收到yammer公告后,担心这实质上是被叫到教务处训一顿,担心的把截屏发给同学。

 

2020年寒假,我休学了。春夏学校改革因为疫情停摆,秋天时自习制度改革被推行,从此学生在没有课的课位被固定在自习教室。校领导的发言激起了舆论更高的浪潮,一位同学提议大家建立微信群集中讨论诉求。群聊进了近80人,群成员在线下见面一次之后,再也集中不起来,群里的声音也渐渐弱了。群主,朋友和几个仍在关心此事的同学陷入了普遍的emo状态,后来通过私信互相确认了意愿,建立了只有4人的新群。

提出要建立一个汇集和学生诉求的学生组织,写很多版本的章程,投票取名字,和老师来回发邮件。其间我在线下只见过面一次。拉进新成员,老成员退出或沉默或获得奇异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成为了提议或发问后对着沉默的所有人抓狂的那个人。这次情况相对还好,在一半的成员和成员的一半的配合下,章程写出来了一半。

从冬天断断续续到了春天的末尾,我手术之后终于放弃。

我会想我到底错在哪,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或许是因为我错误的沟通技巧和完全缺乏的激起热忱的能力。或许是因为所有人的学业太忙,热忱和严谨都被压缩。也许是这一切对所有人都没有那么重要。骂两句收紧的制度,抱怨两句学校开倒车之后,日子还是能过下去。

我会想,实际上我也是这种人。和同学探讨制度不过是更绵延的哀叹,挥斥方遒的撰写章程不过是更延宕的激愤。我只是看起来尽力了。

最后我只能说,呃,至少我收获了朋友。

 

20年末发生的另一件事是食堂风波又起,食物中出现各种异物乃至奇怪生物的现象屡屡出现,平均每天在yammer都能看见一两条。彼时我还在休学,便发帖整理了yammer上所有学生吃出异物而没有得到学校回复的帖子,并每天中午更新。码了十几条之后被书院督导私信,让我到办公室来一趟。我说老师我在休学,老师于是发了许多语音,说希望我不要更新了,因为食堂要换承包商了。遂停止更新。

这好像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学生的努力有意义。因此我一直怀疑当时有家长施压了。

所以这一切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根本没在上学,吃出虫子的不是我,当时食堂怎样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复学也是遥远的事(此后我又休了一年学)。整理帖子只是空增杂务,闲暇时间本可以用来干更有意义的事。

回头看来,我试图改变的事实际上都与我无关。我寻找种种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是因为我认为学生对学校有普遍的义务,不因我暂时身不在学校而解除。是因为这些虽不会影响到我但总会影响到其他同学。是因为我太闲了想找点事干。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行为和他人建立连接。

现在我想,我或许只是在通过这个行为确证自己。进入北大附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自己是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人,至今都是这样。因而我依附于一个飘渺的理想,依附于一件只需要思考和坚持就能持续下去的事,于此得到对于自我的认同。那个理想还剩多少,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只能顺着被踩实的道路走下去。

 

21年春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手机制度改革。寒假时孙老师在语雀发起讨论,开学后博雅的老师引导全校一起讨论。我因为休学,没有人通知我参加,所以每周都守着语雀看有没有新的讨论任务。几周之后博雅说要建立起草小组,要求能每周线下去开会。但我还是报了名,认真写了表单,说老师我来不了但是我希望能进群看看大家讨论可以吗。

lyc老师不要我,呜呜呜。

后来我就从被录取的朋友那里打听起草小组里的消息。寥寥无几。手术之后我听说,在听证会上,起草小组的同学们起草的手机制度很多同学不满意,于是投票没有通过。于是一开始的更严格的由学校匆匆起草的手机制度被沿用了。

秋天来的新生不知道这回事。手机制度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没有结果,那过程的意义在哪里呢?刚开始我会这么想。后来我逐渐麻木了,说,无论怎样,不能不试试看。再后来我寻找每一个机会,参与每一个活动,因为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像秒针麻木的向前走,因为它必须要向前走,不能逃离也不能回头。

嘀嗒。嘀嗒。

 

21秋天因为新生入学,yammer环境变得混沌。在一名同学阴阳怪气学校制度导致被封号之后,管理yammer的老师与他谈话,希望他能建立组织维护yammer秩序,推动大家合理表达诉求。我申请加入了这个yammer icu团队。然而团队基本没有正式运行过,断断续续的讨论和争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yammer因为一些原因被限制发言。此后大家曾讨论竞选贴吧吧主,后来也沉寂下来。

翻找聊天记录的时候我意识到当时我的语气太硬,原因可能半是不够尊重半是过于焦急。沟通技巧,我一直没有学会。

没有在为自己推脱的意思。我会为这件事中自己没有做好的事后悔,而拥有后悔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事情还有机会变得更好,而绝大多数情况是尽了全力事情也不会动摇丝毫。

 

22年春天我复学。

春天的第二个学段时,英语课要求同学统一交费购买听口材料,分数计入过评。在这件事激起热烈讨论后,我试着先联系了英语课程首席,未果,又联系了技术老师,希望建立一个共享账号的系统,几十名同学共同购买一个账号,使用云服务器或者技术教室的电脑登录账号,同学可以轮流使用账号并记录自己的分数,交给老师录入。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

在周末我犹豫和完善计划时,听到了英语取消这项过评的消息。

我忘了我当时的感受和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好像认为即使听口不计入过评,这个项目也可以给想练习听口的同学提供账号。我忘了这个想法后来为何无疾而终,可能是因为有意愿练习听口的同学都自己购买了账号,也可能是因为疫情的持续,线下的共用账号难以实现,云服务器又超出了我的技术能力。

 

21年12月,校长免职。此后学校处于平静的无事状态。22年五月,新校长任命。6月,将要在下学期实行三项改革的小道消息流出。

我写了点什么打算发到yammer上但后来没有发。我边写边笑,笑死了,我写的时候就知道这绝对没有用。江河怎会因游鱼的逆流而改变方向呢。

但我写完了。但我没有发。

我想起来在20年春天,我的第一个高一结束的时候,书院里21届学长在荣誉文凭评选时对我们的忠告。他说这所学校就像河流,学生就是里面游着的很多鱼。有些鱼游着游着,就死了。要做鸟,飞翔在河流的上空,才不被河流裹挟。

刚刚我重新打开classin找到当时的视频。他的原话是,

“学校就像一条河一样,它会流向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终点。但是你在追求这个终点的时候,可能你在到达尽头的前一步就发现目标早就消失了。学生们就像鱼,鱼游着游着就死在河里了,只有河才能真正走向那个终点。所以如果要给大家什么建议的话,我想就是,你们要做鸟啊,做飞在河上方的鸟,去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无论鱼和河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和努力,也别去妥协的顺从和适应,也别再去为一个早就不再是象牙塔的高帽子去低下你的头,守住你自己的本心才是最重要也万万不可抛却的。”

他的这番话让我记到今天也让我下定了高二结束时一定要竞选荣誉文凭的决心。为了再说一点话。从那之后无数次我在半夜和朋友一起emo或是带着悲哀或不甘的情绪和同学讲述我亲历的改革时转述这段话。

游鱼是改变不了江河的方向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里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到。在yammer发言不过是不愿被噤声。参加种种活动或组织不过是想尽一点义务。连希望这种东西都早就知道不存在了。

但我猜我还是想做鱼。

 

我经历的最后一次改革我没有真正参与,那是在22年9月的平板改革,我刚好生病。我托朋友把我拉进讨论群,试着用单手打字参与讨论,最后因为输液带来的恶心不适而放弃。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们与学校谈判的结果。我甚至猜测学校早就想好允许电脑有限入校,起初提出完全不允许电脑入校的规定是为后续的谈判留空间。每一次都是这样,下一次就再进一步,我逐渐熟悉切香肠的味道了。

可是他们思考了,他们努力了,他们在舆论还高昂时把谈判落到了实践,得到了成果,不只是口头的激愤与悲哀。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我过往参与的尝试都要成功。

火种还在。

只是不知氧气还剩多少。

 

但是我想,我以后还是要做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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