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见过无数个我了。这大概与我出租车司机的职业有点关联。我每天所要做的就是遇见我，去向我的宿命，同我告别，再也不见，而后遇见下一个我。没有人能够打破这拉丁宁循环。
我这样讲是不无道理的。几年前的一个清晨接上的一位棕发男孩，在他埋头将画报放进军绿色书包的九秒内，骨节处粗糙得发红的双手，将额前的发绺捋向头顶的局促动作，还有其他一系列笨拙的举动，我通过车内后视镜看见了13岁时的自己。不久前的某个傍晚坐在我车中的红衣女人，目的地是克拉西克街。她自然而然地放起皮埃尔灌录的唱片，音量不大，足够她一人沉浸，当下的我也沉迷于此——皮埃尔的比波普爵士简直翻开了爵士乐的新书页。半年前载的一对白发夫妻，相连却不依偎，去往距离出发地有几公里的医院，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相连却不依偎，大概是我和伊尔莎可以预见的未来。我整日身处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狭小空间，昼夜不停地转着圈。在一天之中见了又见磨合了五六年的沿途风景，你眼中的“千人千面”，在我看来都是我自己。
某日（我很在乎时间，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对我来说是破碎的），我正把车停在路边停车位欣赏右侧那样一大片麦田与砖红色墙面后飘起的袅袅白烟时，他径直走过来，打开车门坐了进来。带点卷的黑色短发，稀疏的刘海齐眉，肤色微红，脸上满是皱纹，但我却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穿着件亮黄色风衣，把他的脸色衬得不那么好看。
“去哪？”
“嗯？……哦，去奥尔顿河边。”
我试图回忆起这座面积不到一万平方公里的城市中是否有这样一处地方。
“您说的是阿尔伦河？”
“不，是奥尔顿河。西边有一个旅馆，中庭有一棵常青的树，火灾烧不毁它。东北方向有一个环岛，我怎样都飞不出去，我飞不出去那环岛。”他看上去有点痛苦。但我不曾记得有什么奥尔顿河。
“抱歉，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河。”
“……哦，那你想去哪？”
“我？”
“不，不是你，是雷内。雷内，你想去哪？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我想我遇到了精神不正常的。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
“我在和你说话呢，就是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要求。我最终决定带他去四公里外的文学博物馆，因为那旁边有家还算专业的医院。途中，我听到后座传来些细碎的言语。
“您在和我讲话吗？”
“好吧，那您是在跟谁讲话？”
“好吧，我是唯一一个在这里的人。”
直至我将车停在文学博物馆外而他安稳地下了车，我们都再没有过任何交流。
尽管在这人身上——暂且称他为“雷内”吧，因为显而易见地他在同这位“雷内”对话，所以或许“雷内”是他的第二人格或者某个心灵寄托（我不想考虑歪曲反映的范畴）——我找不到我，但这不足为惧，因为拉丁宁循环是永恒存在的——据我所知——没有人能够打破它。
对“雷内”的思考到此为止了，否则会打扰我即将去听皮埃尔的音乐会的兴致。听说皮埃尔又弄丢了一支萨克斯风，这次是格伦达尔借给他的。就算是一把年龄超过三百岁的斯特拉迪瓦里提琴在皮埃尔手里，不超过半个月也会被弄丢或是砸坏。但是（除了伊尔莎之外的）我们都热爱着他的音乐，这是实话，尽管这个人对于爵士乐评论家们对他的赞美总是感到荒唐乃至愤怒，认为自己很多时候的演奏一文不值。他的音乐总是在寻求着，永不满足也永不停息，我无法具象地描述它，但它确是无与伦比的。
我开车去向BLUE NOTE俱乐部，收音机里自动播放着FM 70.9，关于南森·希林组合板房正在出售。
见到皮埃尔时，他因酗酒而被反噬的健康状态全都被书写在脸上——或许他还沾染了那些不该沾染的东西（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实在见过太多的人）。他站在舞台最前方，海蓝色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好像下一秒就要摔进观众席。这会我正沉浸在《鸟类学》里，皮埃尔的意识所到之处，音符紧随其后，它本就无法被具象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形而上的音乐，不同任何场景捆绑在一起，诠释的是绝对自由，回归的是音乐本身。此时此刻与格伦达尔的传记中对皮埃尔的描述相重合，他像是站在甲板上，又或是站在山巅，当第一个B1被吹响时，他就从时间中抽离出来，在另一端收获了什么，除皮埃尔之外的我们都不得而知，待到我们的掌声响起，便是梦醒时分。
之后，他又摇晃着演奏了《青鸟》《鸟得虫》和《囚鸟组曲》。但在《囚鸟组曲》的第二段反复时，皮埃尔的口型变形导致发出了呲声，歇斯底里地打破了此前的天籁之音。我想这是个不能再低级的失误。他背过身去，走到舞台最后方的幕布前，留下乐队的其他人彼此面面相觑。低音贝斯手反应过来，意图面对观众补救些什么，皮埃尔侧对观众面向鼓手，忽然止不住地流泪，说着“因为那些钢铁机械”。他向所有人和麦克风走近了一步，但好像仍旧是在对着鼓手说：
“他们为何能够那么镇定。当那些钢铁机械就在面前，你远离时它高耸入云，你走近时它又惺惺地同你平视，永远以一个不紧不慢的速度令人窒息地运转下去，想想你看到了自己——但是我随后知道这家伙不是我，因为尽管他在我以内，但我碰不到他，感受不到他，他在我之外……”
皮埃尔走下台去，留下所有人不知所措。当侧台传来奏响的维瓦尔第，观众席终于彻底无法保持沉默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FM 70.9还在播报着正在出售的南森·希林组合板房。经过塞巴斯蒂安大街，路边大概有人向我伸出手臂竖起大拇指，我径直无视——至少在此时此刻我不想看见那些人。我的脑海里散不去皮埃尔的话，“他在我之外”，尽管那人是我自己？我始终乐意肯定无限的“自我”，从没想过在自己身上还要考究“非我”的可能性。我又悻悻地想起了“雷内”和拉丁宁循环，拉丁宁循环被打破的概率，就和南朝·希林组合板房里出现一片麦田的概率一样大。
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思考着是否要给身处一万三千多公里之外，有十二小时时差的伊尔莎打一个电话。伊尔莎在半年前离开这座城市，奔走他乡去照顾病重的伊尼德姨妈。最终拨通了这通电话，我照例询问了伊尼德姨妈的状况，想象着伊尔莎因为离别与这些日子经受的磨难，面色苍白。“伊尼德姨妈……目前病情稳定。”她的回答听上去也很苍白。我表达着自己的思念，期间伊尔莎没有太多回应。当我说到皮埃尔的音乐会时，她打断了我，理由是国际长途电话过于昂贵。我只好滑稽地同她道一句晚安。
两年前，偶然相识后伊尔莎将我约在咖啡馆见面时，我就明晰了她同样是另我。我们一样肯定“自我”，我们一样在乎时间，我们相见恨晚。我不是一个乐于泡咖啡馆的人，而更享受在晚高峰来临前立起车里“营运状态”的灯牌，而后载着伊尔莎行驶在光污染之中看夕阳摇落。我所要做的就是遇见“我”，去向“我”的宿命，同“我”告别。那时天是玻璃质感的，“我”们注定就是要去打碎它。
我忽而算起我与伊尔莎的一年前。我不能将这归为皮埃尔的音乐会之后的胡思乱想，我确确实实是心血来潮地意图寻求自洽。我和她从未给我们之间的关系下过一个定论。她曾向我提起过她的恋旧情结，关于从海洋生物博物馆旁边搬走难安于现状的洗礼我经受过许多遍。除此之外，我不了解也不在乎她的过往。我沉浸于同伊尔莎相处的分秒，站在不朝阳的窗户的白纱前，火红色的玻璃也被蒙上了一层。那是我离天边最近的一次了。
接下来的七天里，我没有再联系过伊尔莎，也没有收到过她打来的电话。她在某些瞬间就这样消逝了，我们本不互相依偎。七天里，我接了一位盘着丸子头、裹着一件巨大白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带着一个青蓝色行李箱和一个黑背包想去看活火山的妈妈和两个孩子，凌晨一点差点令我早起去洗车的矮个子醉汉，将猫放在盖着黑布的航空箱里的瘦削青年，还有那么多的身处来去之间的人，多得我头发晕。令我感到天旋地转的还有循环播报着南朝·斯路组合板房的FM 70.9。三个月前，伊尔莎远方的本尼舅舅寄来包裹，里面装的是对伊尼德姨妈的缅怀。
在第七天之后的第八天早晨八点，车上坐着一位穿条纹衫的灰发男人时，FM 52.7报道了皮埃尔的死。他在一个电光石火的凌晨四点，死于药物中毒。我将频道调回FM 70.9。他们在我之外，我不允许无限的自我存在。我预设了他，他们界定了我。虚假的自我意识在我眼前坍缩了，取而代之地“雷内”站了起来。拉丁宁循环是对比之下令人窒息的钢铁机械，也是那火红色的玻璃，冥冥中我注定将它击得粉碎——
“去哪？”
我从未听到过的陌生嗓音将我撕扯着拉回来。我坐在一辆车里，闻见了烟味混杂的熟悉气味。车辆前排驾驶座的男人回望我，他戴着墨镜，我怎么也看不见他的眼睛。
“嗯？……哦，去南朝十六组合板房。”
我看见男人墨镜上端露出的眉头蹙起来，但怎么也看不见他的眼睛。
“您说的是南森·希林组合板房？”
他误解了我的意思。
“不，是南朝十六组合板房，那里正在出售。从二楼的钢架滑下来，看得到里面有一片麦田，砖红色的墙上攀着藤蔓，屋顶飘起袅袅白烟。”
他为自己不知道这个地点表达歉意。
你想要去哪里？你。
“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夕阳裹着薄纱落下，在翻涌的麦浪里，一只青鸟摔进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