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过小学的人都会同意，小学每个班里都有一个神经病。刘淼就是这么一个人。
三年级的第一天重新排座位，我被往后调了两排，挨着刘淼。我没抱怨，因为之前的同桌是个沉默寡言的胖子，成天用唾液粘纸片在课桌上模拟贪吃蛇，以他为圆心的一米内都弥漫着馥郁的口水气。
换到刘淼旁边以后，我的个人空间宽松许多。一是因为她非常瘦，全身唯一达到XL的只有耳垂的黑痦子和长长的辫子，二是她从不往座位中间塞书包。她的书包薄得像两块布片，里面没有书也没有水杯，有时从椅背的缝隙里溜下去，被后桌同学踩得一塌糊涂。
从前我在班里看刘淼，感觉在看拟态成枯树枝的竹节虫，后来发现她更像猴子和人类之间的某种无法融入人类社会的原始灵长类。她上课对着空桌子打瞌睡，盯着老师像一个物种盯着另一个物种，体育课则头拧过接近180度喝洗手台的自来水。
班里的人喜欢“流氓”“流氓”地喊刘淼，常常有人过来问我：“和流氓当同桌，有没有被骚扰呀？”然后笑嘻嘻地冲她说：“我要告诉老师你骚扰张三！”时间久了，我也这么叫她，上课老师要同桌互判卷子，我悄声戳刘淼：“流氓，给我卷子。”她两个胳膊肘压着白卷，撑着腮帮子一动不动，对我充耳不闻。眼看老师往这边走，我急了，上手就夺，结果呲啦一下纸被撕成三片。
“怎么回事儿？”老师从眼镜上面皱眉头：“你俩。”我垂下头扣圆珠笔的橡胶圈，承受着无关紧要的“俩”的指责。“你俩”中偏重在“你”，“你”就是刘淼，她不听课，不写作业，没人管，有且仅有这个时候从边缘被人拉到视野中央，冠以被直视着的“你”的称号。她也不说话，捏起唯一一条有字的碎卷子条递给我，上面的名字栏里写着“刘•淼”。她老把钢笔尖反过来写字，因此字迹极细，也老有溅的墨点蹭花了的痕迹。淼字被她写得像许多括号线叠罗汉，但是不丑，甚至可以说比较清秀。老师早走远了，我给她的名字打了个红勾，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叫过她“流氓”。
我不知道班主任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谋划的，还是看见我和刘淼关系近了点之后，他才发现可以用我当她的监护人。“咱班值周你跟刘淼一组吧”“刘淼怎么不在？张三你去找找她”“张三，给刘淼讲讲作文”…刘淼是个烫手山芋，我就是班主任用来包着山芋，省得烫到别人的那坨锡纸。不过作为同学来说，刘淼并没有想象中的不好相处。我讲题，讲作文，讲老师嘱咐我让她戴的课本，讲明天家长会，她咬着指甲或辫子尖，游离地盯着我，末了我问：懂了吗？她从鼻腔里发声：昂。我的差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不太好的是吃饭的部分。十二点打铃，三个冒着蒸汽的不锈钢桶抬进班里：一桶饭，一桶肉菜，一桶素菜，都和彼此熏成一个味道。我们掏出皱皱巴巴的餐布和勺子，把桌子绕九十度和同桌的桌子拼在一起，面对着面吃饭。食堂菜有一个东西最恶心：鸡蛋。西红柿鸡蛋，蛋炒饭，打卤面，青椒炒蛋…鸡蛋凝结成黄绿色的柔软沉积岩，黑色糊点镶嵌其中，并时常有碎蛋壳，这倒驳斥了当时流行一时的“假鸡蛋”谣传。刘淼没有餐桌布，崎岖的铁盘和桌面哒哒作响。她吃饭有个习惯，吃几口就停下来，以平时从不展现的专注用于捻耳垂的黑痦，以至于忘记合拢嘴咀嚼，饭粒从嘴角跌回盘中。
我尽力低头直视自己的饭，可总有几次看到她。她的痦子和盘里的鸡蛋不知为何在我的神经网络里建起关联，一样的质地，一样的坎坷，一样的巨大。胃欲从喉咙反弹出来之际，我常猛灌一大口凉白开，把什么都冲下去了。后来得了胃病，我怀疑跟这有很大关系。
以上的一切都可以容忍，甚至我可以说，跟刘淼相处有愉快的时候，比如上体育课以“去找刘淼”的借口逃课，整个班在烈日下挨训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在凉爽的楼道里喝自来水，自来水带着生锈管道的甜味。但是春游就不一样了。春游相当于麦当劳套餐之于廉价辣条，电玩城之于五块钱一个的电子宠物，比过年还让人心潮澎湃，还神圣。曾有同学在春游的班车上打呼噜，原因是因为前一晚太激动没睡觉。这样神圣日子的前夕，班主任大手一挥，我和刘淼和其他四个男生组成一组。那四人狂热地用手语向彼此表演黄色笑话之时，我试着举手换组，班主任问全班：“有谁愿意跟张三换的么？”一片寂静。
于是我和刘淼并排坐在大巴车上，去了火车公园。车上我看过自己的书包，发现我妈给我带了小西红柿，而不是我想要的番茄味薯片，心中本来就气恼，加上同组的人那么不着调，就一个人拖拖拉拉地跟在队伍尾巴后边，看着前面的同学有的奔跑打闹，有的笑成一团。
公园里有个废弃又重新漆过的红色火车头，很多柳树，还有小孩在空地放风筝。公厕也装修成车厢的样子，一下子几十个人全涌进去拥挤至极，和真的挤火车也差不多。我挤过人群，眼疾手快地插队、出来。正要走，我忽得看到长椅上还放着刘淼的书包，非常鼓，以至于我起初并没认出来。
我吃光了小西红柿，又在长椅周围站了五分钟，同学们陆陆续续从公厕出来，但并不见刘淼的身影。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刘淼的书包。她带了好多零食：虾片，巧克力，水果干，许多纸袋子的稻香村点心，两易拉罐酸梅汤。这是她爸爸给她准备的么？我想起上次家长会坐在我爸旁边的男的，穿着西装，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家长会结束，班主任关上PPT投影，把门打开，一群扒着玻璃偷看的小孩一哄而散。男人在走廊里四处张望，找到刘淼，拉起她的瘦手，我听到他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晚上想吃什么。他们一路走向楼梯，我没去跟刘淼说拜拜，也没人上去叫她“流氓”。
她的书包里还有一个方盒子，红丝绒的外表，黄铜的扣子。环顾四周，同学们早已走远，游客寥寥，而环卫工人缓慢地扫着地，于是我打开了它。一个亮闪闪的银色相机躺在里面，镜头像一只合拢沉睡的大眼，它叫做傻瓜相机，但它显得聪明又先进。我只拿过十元零花钱的手立刻慌乱起来，随着公厕传来的冲水声忙不迭地把所有东西胡乱塞回去，飞速拉上书包拉链，心脏砰砰直跳。刘淼走出来，看到我一手拎着自己的书包，一手拎着她的书包等着她，对她说：“你好慢。”
中午我们席草地而坐，进行春游最重要的环节：野餐。不是米饭，没有炒菜，而是油炸、膨化、勾兑、香精、反脂肪酸食品的盛宴。本来是狂欢的时间，我却忐忑地假装在包里翻来找去，一边瞟着刘淼，猜测她看到敞开的盒子和散落在零食之间的相机会不会发现我翻了她的包。结果是，她打开包，什么反应也没有，然后给了我一罐酸梅汤。
整个春游路程里刘淼都没拿出相机拍照，坐车回去的时候，我在摇摇晃晃的半梦半醒里思索：可能她根本没有相机，我只是想象自己偷看了她的东西，出于好奇，仅此而已。
小学的时间有加速度，一年级痛苦而漫长，越往高年级就过得越快，六年级简直是一年级的十分之一。在加速驶过的时间里，我也加速发展出拧巴的人格，恶劣的习性，低级的爱好，给自己铺起乏味的前途。那些神经病们越来越正常，大家也不太公开表示对他们“神经病”身份的强调了，这二者孰因孰果，却是复杂的问题。拍毕业照的那一天，老师叫我们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还恩准我们带手机，和好朋友一起拍照留念。我暗暗希望刘淼能带来那个崭新的银色相机，我已经排练好了台词，我会尴尬地、开玩笑般地提起：那次春游…但是她没来，她缺席了。她平时除了睡觉就是愣神，但并不逃学。
中午我溜进学校最高的六楼的天文台，当做毕业冒险的一环。从那儿的窗户能看见北京西站的一角，永不停息的人流车流冒着六月份的酷暑流向四面八方。列车站和铁道自然是看不到的，但是我擅自想象：因为父母工作变动、因为父母离婚、因为继承家产、因为破产、因为出国、因为回老家，刘淼要去另一个城市。列车就要进站，她抓住机会按下快门，映着刺眼阳光的流线型车头在底片上留下虚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