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姥爷

还没有写完!不过他至少完整了。等这周末我再填一点肉进去。谢谢qwq!!

 

笑着和幼儿园的朋友挥手说再见,然后约定明天有什么挖蚂蚁、藏宝石的计划,再探起头在人群里找姥爷,扑到他怀里,牵起手,从五点半放学的人群里往外钻。五点半的阳光总是柔和得正好,打在幼儿园敞开的铁栅门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降落在我身上,把什么烦恼都切断了,只剩下小手与大手相连。

朴实、干燥、粗糙、温暖,而且不像姥姥总握的那么紧,我总爱拉姥爷的手。牵起手便侃侃而谈幼儿园的事。老师又弄混了我和同学的碗,报纸上写看海绵宝宝会让人变笨,我下象棋又输给了阿申,他象棋下的好厉害。姥爷认真听着,我们便大步往前走。快到停车位,我说道,听好多同学说幼儿园斜对面新开了家来伊份,卖各种零食。姥爷忽然就转过身:“走!咱也去!”

从此我们常去那家店,放学就去,同学问我去哪,我总会骄傲地讲,去来伊份。我们在那里买糖果,买果丹皮,买豆腐干,那里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姥爷六十多岁仍开车,常替爸爸妈妈来接我。我有时觉得自己在骑脱缰的马——我不想用这么烂俗的譬喻,可那时就是这么想的——油门踩,缰绳落,骐骥奔驰而去。姥爷年轻时在酒厂,管着手下不少人,喜欢读书看报听新闻,大约是那时留下来的习惯,车里总用很高的音量放着新闻。姥爷喜抽烟。常常一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驾在半开的车玻璃上,抖落烟灰,好不自在。后来我觉得呛,他便掐灭了,从此再未在车上拿出来,只蹲在小区楼道里,一个人悄悄地抽。

小时候我话很多,在车上要么边看路边的风景边问问题,要么仍讲学校的事,一路讲回家。讲到好玩的便咯咯笑,而姥爷也跟着笑,那笑声从丹田发出,饱满地传到天空,惊起路边的云雀,直入云霄。

不过那一回,笑声戛然而止。

正在上班的母亲突然接到电话,电话那头就七个字:

“你儿子出车祸了!”

母亲赶到的时候,上来就敲窗户嚷着开车门。我却无恙坐在后座上玩手指,倒是被她的样子给吓坏了。可能是心慌时眼睛和口也跟着慌张起来,母亲接到了错误的信息,出车祸的不是我,也不是姥爷,而是姥爷把骑车横穿马路的一个学生给撞了。两方都有责任,两方都无大碍,只是骑车人腿骨折。后来姥爷带一次一次地去医院,一箱一箱地送牛奶,不知是为学生抱歉还是为自己抱歉还是为我抱歉,可能都有吧。

我只知道,后来,妈妈不让姥爷接我了。

从此姥爷再不开车。

 

记忆里很多很多个暑假,我都在姥姥姥爷家度过。那时总觉得如果蝉鸣没有停止,夏天就永远也过不完。

那个小男孩儿总让姥爷出算术题。姥爷在路边用石笔写,故意写得大大的,让过路人都看见。我一写出正确答案,总有人夸,有的是姥爷酒厂的朋友,有的只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出于大约那时还有的邻里间的热情。

后来长大一点,我们去家边的公园撒野。在沙丘上奔跑,骑车闯大桥,折柳在空中挥出声响,把最好的一根藏在观景台木板间的罅隙里,在芦苇地旁的台阶上比谁丢石子丢的远,等到夕阳慢悠悠地沉下去,我们再不紧不慢往家赶,回家的时候他总想方设法给我买冰棍儿。

没有钓鱼的夏天不完整。姥爷最喜用泥食,把软乎乎的鱼食糊到钩子上,捏紧成一个球,再把杆往后一伸然后猛地甩出去。鱼漂儿一会儿就晃动,是鱼在啄食了。我不喜欢把一整个下午献给在水里飘动的小东西,遂穿梭于各个鱼池,挖泥巴,看书,搞破坏。爸爸妈妈和姥姥钓鱼都是消遣,丢进去就游离了,目光沉溺在远处的青山上。只有姥爷认真起来,他享受拽着鲤鱼逼到鱼篓里。我喊着,“钓鲫鱼!”,他又准能钓出狡猾的鲫鱼,用来炖汤,奶一般。

那时我们和姥姥打牌,姥爷总是赢,姥姥总是输。输了可是要弹脑崩儿的哦。不过姥爷弹我的时候,总是轻轻一点就过去了。时间好像也这么过去了。

我们家电视机下有一大摞老相片。翻看时我总会恍惚:这真的是我的姥爷吗?相册里,四十多岁的男人挺着啤酒肚,穿着敞口西装,站在游轮的甲板上,和一帮老朋友仰天长笑。还有一张是父母的婚礼,姥爷一手举着白酒杯,另一只手伸着食指苍劲地指着喜宴上的人群,脸上是不知缠着笑意还是苦涩的骄傲,他显然是醉了。

根据姥姥的形容,我想象中年轻时的姥爷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出言不逊甚至有点儿固执己见的典型大男人形象。他会在醉酒后半夜归家,无意识地摔门,破口大骂。在职场上也应当混得风生水起而潇洒自在。

可正是这样的男人,却因为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上,提前一年退了休。我总能从一些细小的痕迹里发现端倪,然后惊异于自己收获了怎样的偏袒。小时懵懂,似乎什么都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在想来诚惶诚恐,但终究是感激它。

 

一天晚上我们去大桥上散步,在桥中间最灯火辉煌的地方,我困了。姥爷二话不说就伸出手:“我背你回家。”在璀璨七彩的灯柱底下,一个老男人背着一个小男孩儿就这样缓慢地移动,桥塔尖跳跃的灯光像流萤,扑打在我的心上,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是在沙发上,就听见姥姥喊道:“哦哟哟!全烂了!”

那晚姥爷脚底蹭掉了一大块皮,红色晕开在洗脚盆里。

也是那一年,我们祖孙仨又一天出门的时候,碰见姥爷的朋友。他开口就惊呼:“老黄!你怎么这么瘦了!”

是的,姥爷的确在变瘦。啤酒肚消失了,体重秤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轻。可是渐变的过程总是很难发现,而且中年走向老年的时候,应当是会瘦一点的吧?姥爷还有很多肌肉,走路拎两桶水也完全没问题,他便完全没在意。

那朋友却一口咬定:“了不得了不得。你快去医院看看吧!我们家有亲戚得了糖尿病,瘦得和你一样的!”

姥爷用他那一如既往的大笑含糊过去了。生病?对于这个顶天立地惯了的男人来说,似乎是词典里最陌生的词语。可我却笑不出来。回家后,我在网上搜糖尿病症状,里面赫然写着:足部受伤后伤口难以愈合,可出现伤口感染或溃疡。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姥爷逃不开这一劫。

姥爷总归是被姥姥劝去了医院,但还是晚了。从此他的生命和一根针头绑定,胰岛素在每天晚饭前被注射到姥爷的肚皮里,发挥降糖作用。他倒是看得开,说,小时候种地刮了蹭了流那么多血,打个针怕什么?可他的肚子像一个饱满的气球被刺满了小洞,一天天凹陷下去。后来我趴在昏黄的台灯下看他熟练地给自己注射,肚皮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一片恣睢荒芜的原野,被锄头一次次敲打着。我不忍心踏上这片原野。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姥爷的世界变得黏糊糊的。眼睛上沾满了分泌物,嘴角有饭粒,爸爸送他的pad和他总爱读的小说选刊上无规律地染上未知的黄色污渍。他的眼睛好像被笼上了纱。白内障,糖尿病逃不开的并发症,一年年地偷走姥爷的光明。做过手术,但是效果不佳。后来他看电视选台的时候要搬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两米以内,死盯着那块惨白的屏幕,订了快十年的小说被翻开的次数越来越少,最终终于是不订了。

大约是因为父亲这个角色的惯性,他仍然表现出乐观而无所谓的样子。很多时候生活正是需要这种无所谓精神的。因为严格控制血糖,他患病后兜里总要揣几块糖,在低血糖时救急,以免晕倒。于是这个老头儿又开始拉着我兴致勃勃地去超市买糖。无非是买些酸三色、话梅糖、橘子瓣、椰子糖,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也是他在酒厂最熟悉的糖。说是给自己买,不如说是借机给我买,大多数都被我吃掉了。

我们仍出去玩。骑车去公园,自驾游去天津,坐飞机去海南。无非是要带上针头,按时吃药,按时打胰岛素。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而他眼中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想他是不会说出来的。在六年级那个暑假他仍每天陪我坐公交去学奥数,甚至坐在教室后面旁听听不懂的内容,然后带我去对面的肯德基买薯条。姥爷喜欢用手捋着我的头,划到他身上比个子,看我长高了多少。后来我越来越高,他便不比了。他知道我不再是那个在马路边嚷着做算数题的小孩子了,但他用他的方式,让那道石笔写下的算术题变得更长一点,再长一点,这样能让我留下更久一点,再久一点。

初一那年的冬天,我们去古北水镇。咽下破戒吃的一口糖葫芦,他说要去卫生间。卫生间的路又长又黑,而他的眼睛在黑夜里尤其迟钝。我便把剩下的半串糖葫芦递给父亲,用身体当他的拐杖,一步步在黑夜里挪过去。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姥爷不再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不管他承不承认,他也需要被照顾。所幸他接受这种照顾,嘴里一遍遍念叨着,阳阳长大了,阳阳长大了。

我想,乐观的人生总会变好的吧?

 

不过老天爷似乎从不偏袒。

某个晚上睡觉前,姥爷跟姥姥说,左边身子有点沉。第二天醒来,左半边就没知觉了。

再见到姥爷是在医院。急性脑卒中。

一走进医院总有敬畏和神圣之感。楼宇间的阳光似从禅境泄漏下来,鸟雀也觉是神明的化身。医院中央的花园里有好多练习走路的人。医院最伟大的吸引力在于,不管你上一秒是在剧院中央舞蹈,是在高速路上奔驰,还是刚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争吵,下一秒,你都会出现在这里。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在这里学走路。这里没有富贵与贫穷,没有罪恶与道德,只有生与死。只有生与死。

我费好大力气才在花园里识别出可能是姥爷的对象。他小小的,坐在木椅上休息。我像往常进家门一样大喊:“姥爷!”他快乐地笑了,然后口水从左嘴角流出来。

所幸就医不算太晚,住了几周院,不知道在楼下的花园里走了多少圈,姥爷回家了。除了一说话就会控制不住地流口水,还有脚轻微不听使唤,没有大碍。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但他再也快跑不起来,有时原地迈步会像圆规一样画一个圈。

那次生病以后,姥爷年轻时的脾气似乎又被拾起来。他开始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愤怒时心跳咯噔咯噔每个人都听得见,口水不自觉流成瀑布。我会无端幻想他年轻时喝醉了酒的样子。姥姥这时往往也很无助。我知道,他不是恨她或者恨我,是恨自己,恨疾病怎么如此轻易就夺走一个人对身体最基本的控制,恨一个人的皮囊怎么如此脆弱一不小心就失灵。

然而他脾气越大,就越显得无助。他会在午后静静坐在沙发上属于他的一角,闭着眼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张开,不知在沉思还是午睡。我愈发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的两面,是离得那么近却互相触不到对方的矛盾体。

他开始不止一次直白地问我:“大阳,你在学校想不想姥爷?姥爷可想你。”

在这种语境下,我能做的当然是不假思索地说“想”。可是回答完我总会愣住很久,真的会想起姥爷吗?只能说偶尔,绝不是经常,比起他想念我的频率一定少了太多太多。于是我开始想我现在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好像一只小老鼠在与桌面没有摩擦的圆筒里无尽地奔跑,追求远方看不清的东西。在这种毛线球一般的生活中,想理清自己的源头与去向已经很困难了,不自觉会忽视其他人。可是读《边城》读到最后为什么流泪了呢?我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到底是装着一个人。如果我的生活和姥爷一样,每天除了三餐,只能用散步、书和电视消磨,鲜有人类在他的生活中出现,那我一定也会想姥爷,会整天整夜地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对社交和情感的需求一定被压抑得近乎疯狂,只能用回忆来填满自己。于是,我又一部分地原谅了自己。

也是自那阵起,每次从姥姥家分别之际,我与姥爷之间诞生了一个独特而不成文的告别礼仪,姥爷管他叫“犇儿”。本没有这个动作,是我按读音找个字造出来的。犇儿一下,就是贴一下脑门。已经忘却了这个习惯的来源,大约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和姥爷顶着头玩儿就存在了。只是他最近又被重新拾起来。看起来多么幼稚,但我并不排斥,至少在亚洲,头颅在历史上总有股神圣的意味,在接触时心意也许相通。

姥爷说,他要同我犇儿到上大学。

姥爷从来不失信的。

 

春天的一个周五,放学后同妈妈回姥姥家吃饭。

敲门。

没人应。

继续敲。

门里传出一声短促的惊呼。

是姥姥的声音,但根本不是应答声。不是“哎”,而是“啊”。一个字可以包含太多的情绪,惊慌,恐惧,也许是寻得稻草的喘息。那是手足无措无能为力时未经大脑思考靠本能发出的声音。那根本不是应答声。立在原地的三秒,我脑海里闪过预期的一切可能。姥爷从来不失信的。

然后门开了。

姥姥半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从喉咙里艰难地挤出字来:

“快,快,快,你爸不行了。”

每个字都飘飘然,空空的,像幻影一般不真实,好像一戳就碎了。

我们冲进卫生间,看姥爷坐在马桶上,眼睛紧闭着。我想起上周日吃完饭他坐在沙发的老位置休息的样子。在恍惚的一瞬间我心想,现在是不是午后,姥爷是不是又在小憩了?

“快去扶着他!去!扶着他!”

姥姥不住地大喊,将我从逃避的幻想乡硬揪出来,横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姥爷就要从马桶上跌下去。我奔到另一侧,试图拽住他的手,不让他往下滑。他的手竟那样沉,像古北水镇里那尊坐在石阶上的铜像,今年冬天我们才一起合过影的。我用两只手托举着他的胳膊,才不至于滑落。

“糖水!糖水!”

人在慌张的时候总没有主语,只是把最要害的部分重复一遍又一遍。但只两个字就足够。我知道,姥爷低血糖昏迷了。母亲自觉来替我,我便奔到厨房去。拉抽屉,拔糖罐,拽饭碗,舀白糖,一勺又一勺。把书包丢地上,拧开我的杯子就把水往碗里倒。

“老黄,喝。乖,喝糖水。老黄,乖,喝。喝……”

姥姥上次这么讲话,大约是对还是小孩子的我。可是老黄一点都不乖,因为那糖水都沿着下颚流到他膀子上,和他的汗水交融在一起——我这才发现他流汗那么多,像一层水膜糊在身上,摸一下整个手掌都被浸湿了。一碗糖水灌进去,口腔里积了不少,喉咙出于刺激而张开,气管里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喉结上下摆动,终于是咽下去。

一碗糖水还不够,姥姥又从他床边的皮大衣兜里摸出一块糖,塞进他口里。但是姥爷眼睛依旧闭着,一动不动,木讷如铜像。肚皮还在起伏,人就总会往好处想。于是我们开始呼喊:

“——爸!”

“——老黄!”

“——姥爷!”

第一次注意到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有这么多身份,这么多身份都杂糅在眼前这个蜡在坐便上的男人里。在呼唤中男人却无动于衷,好像夏天下的一场不冷不热的雨,打在地上不过洗去一些尘土,雨停以后又是一切如初。那团灼烧的火要从姥姥的心里烧出来,把泪也烧干了,她几乎是哀求着说:“今天是周五!你看看,谁回来了?大阳回来了!我们去吃饭,去吃饭,好不好?”

姥爷的眼睛忽地睁开了。

我们的心一瞬间被擦亮,母亲站在他面前挥手:“爸!爸!看得见我吗?”那一刻我是那么那么笃定地觉得,姥爷一定会张口的,那是与他纠缠半生的女儿啊。

可那双眼却游弋在墙上,像上个暑假他在鱼池里钓出来的大鲤鱼,被甩在粗糙的土地上,怔怔地望着天。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那里只有盥洗室棕褐色瓷砖上绽放的花,当年换房的时候,姥姥姥爷和母亲一起去家具城挑选的。那双眼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莫须有的地方,口里缓缓流出青绿色的液体。那是青苹果味的酸三色糖。

姥爷的双眼又倏地闭上了。好像刚刚只是不切实际的梦魇。于是我们又开始呼喊,在跌宕的称谓中,他的双手开始痉挛,小臂在颤抖。他不让我拉他的手,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裤腿上,食指和中指以诡异的角度回勾着,似田间草鸡的爪子。

“打120。”

最终是我冷静地说出来。母亲去打电话,我又回到最初的位置,不让姥爷的身体掉下来。姥姥开始自顾自地念叨,像是埋怨自己:“他打完胰岛素就坐沙发上看电视,也不吱声,突然喊我要上厕所,我扶着他过去,一坐下就没知觉了……”

人在极度紧迫的环境中是没有感情的。不会流泪。不会悲伤。也没有愤怒。可能只有一点点恐惧。我们就这样安静地一分一秒地捱过去。五分钟漫长到足以徒步穿越整个沙漠。没有一滴水。

终于救护车的声音传进耳廓,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冲进门,喊我们把病人抬出来。于是他像又大又沉的鲤鱼横在地上,偶尔抽搐,更多时候安静得很。病人吃什么药,打不打胰岛素,什么型号,打多少,打了多少年。姥爷生病的每一个细节,姥姥竟和医生对答入流,我和母亲都说不上来。医生一管葡萄糖注进去,姥爷抽得更厉害了,双手在胸前挠动着,似在挣脱被谁攫取的呼吸。

医生说,情况很不好,跟我们去医院。去哪个医院?哪个近就去哪个。

爸爸赶来和妈妈一起把姥爷抬上电梯。电梯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就这样,一场空前的混乱突然被截止,掐断。好似台风无比喧嚣地卷过土地,留下令人窒息的野蛮和阒寂。

长久的阒寂。

针头外的塑料壳,药品的包装盒,一些零零散散的碎片,全部散落在地上。我心里比地面更狼藉。

马桶上空空荡荡的。地上一滩水。不知道是汗水,泪水,糖水,还是其他什么。

姥姥瘫坐在木椅上,直瞪瞪盯着地面,又喃喃那故事:“打完胰岛素,坐沙发上看电视还没事呢,也不吱声;我菜就快炒完了,他突然喊上厕所,一坐下就没知觉了……”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姥姥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又一圈,最终回到了厨房。

“听天由命了,”她终于开了口,“吃饭。”

可是餐桌也不忍心让人去看。三三两两的盘子上扣着碗,桌边上放着中午吃过一半的红薯,一台才买没多久的手机在一旁的椅子上放着,上面疙疙瘩瘩沾了不少东西。不能去想。不能去想。我一遍遍在心里说着。

姥姥把菜热过,又凉了。我们默契地说不饿,回到沙发上。

之前和姥爷去山上玩得时候,遇到僧人还是佛爷之类的人物,我也不懂。只记得他说姥爷大耳垂,一定有福。这话的依据我不知道从哪来的,此刻我却由衷希望他是对的。

 

我们失去了时间。天已经黑透了。姥姥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她按了几次才按中那个绿色的圆圈。没开免提,但是老人的电话音量总是大到周围人都听得见。

“没事啊。”母亲在电话那边宽慰地讲,“爸醒了。能说话,脑子也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那一刻我觉得世上真的有神明。

 

姥爷第二天一早就又奇迹般地站在我们面前,还一个劲夸父亲夜里照顾得是怎样周到,给他买毯子,铺垫子,找热水。我们都不相信这是那个昨晚奄奄一息,血糖低到测不出来的人。他木木地在沙发的老地方坐了两周,面色又红润如初,依旧每天下楼走好远,还学我活蹦乱跳。

后来我问起他:“为什么打完胰岛素不吃饭?”

他说:“等大阳一起吃呀。我去卫生间的路上还想,大阳应该快到家了。”

姥爷从来不失信的。

 

今年十一,和姥爷去公园。秋天的公园很美。柳叶还绿,野鸭成队。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姥爷笑着怀念我们去过的地方——尽管那藏过柳枝的石阶已被填平,骑车绕湖的老路正在施工,比赛丢石子的荷花谭早已谢了荷花——但他仍絮絮不停地说着。

穿过一片茂盛的树荫时,姥爷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句:

“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啦。”

那一瞬间就觉得,生死也没那么可怕,就像秋天也不总是萧索。可我还是想贪婪地把一切人和事留的久一点,再久一点——就像姥爷当初拉住我的童年。于是我在一圈圈车辙印压过的柏油路上奔跑,姥爷在后面追赶起来。好像一切都没有变。

 

再早些,在秋天还没有来临、蝉鸣还没有消退的一个夏夜,姥爷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去他的卧室。卧室里只开着他打胰岛素用的那盏旧台灯。他说:“你听没听过那句话——没有米,找万里;没有粮,找紫阳!”

我心想,他不会又要开始讲什么革命大道理了吧。

姥爷却突然自己咯咯笑起来,说:“其实后半句应该是——没有糖,找老黄!”

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满满一大捧糖。我扑哧一声笑出来。那里面当然还是老样子,酸三色,话梅糖,橘子糖,这些小时候早都吃遍的。

在台灯慢慢悠悠射出来近乎失真的暖橙色光线下,时间似乎可以轻易被折叠。忘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没有脑梗也没有糖尿病。抹平那些密密麻麻的皱纹。肚子健康地鼓起来。你昨天才参加完女儿的婚礼,你前天还和老朋友站在黄山之巅。你的外孙明天将要出生,后天你们会在公园里骑车撒野,你们还要去古北水镇泡温泉,去天津吃河虾,去海南喝椰子吹海风。

就让时间在此定格吧。让那个小男孩接过那一捧糖。在开上汽车一起回家之前,带他去幼儿园斜对面的来伊份,买果丹皮,让他骄傲地在小朋友中说——

“这是我,亲爱的姥爷。”

 

 

 

 

————————–

作者阐述:写得艰难qwq。从选题就艰难。想给姥爷写一篇文章已经很久了,因为他超爱读我写的东西,小学初中高中作文基本没落下,后来在水煮蛋把初中写的游记做成一本书,上面就写着“送给亲爱的姥爷”,把他高兴了好久。所以就想着,一定是要为他写点什么的吧。

但定这个大作品方向的时候就没太往这个方向想,因为这个单元的主题是“自我”嘛,所以想写家人还是有点偏的(后来发现是“解决复杂问题”)。于是我们来打算写“文字”来着,构思还算顺利,大约是写文字在我成长中的功用,甚至怎么写、写什么都想好了,我要倒叙,一点点往前倒,最后写幼儿园在墙上画文字,甚至已经动笔写了。可是就在我搜集素材,在姥姥家的电视柜里翻我小时候写的日记的时候,突然在一沓纸里找到了一张,写着我和姥爷比分的纸——那是小学寒暑假我们打牌的记录,详细写了每一场的得分,写满了一张纸。看到那张纸的一瞬间,我就知道,我非写姥爷不可了。因为文字固然占了我生活的很重要一部分,但是有活生生的现实不写我为什么要先写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所以就全部推翻,决定好好写姥爷。

所有事情都理清楚,我决定用最朴素最朴素的方式写。就第一人称,就顺序,没有什么花招。刚开始写的还很顺利,但是后面不可避免地越写越艰难,尤其是写道高潮我周末作业还没写完,就是两各种痛苦杂糅还要相互切换的感觉(主要还是我太拖延了qwq)。而且!写到最后老毛病又犯了,后面明显比开头要散,写几句就分个段,写几段再空个行。因为每次写到后面都感觉是灵魂在写了,就按照最舒服的节奏,不太管多少句要凑成一段了。倒数第二段时间线也不是很对,但我暂时先不打算改,因为这是我泪水模糊时的不完美产物。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最后,丢一张今晚姥姥姥爷包的饺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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