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7日，法国梅利亚克机场人心惶惶，所有人都听说了巴黎已经沦陷，主张投降的贝当政府刚刚上了台，而如今连英国人也要走了。前来送行的法国人目睹着英国将军斯皮尔斯走上了飞机，螺旋桨开始转动，一股绝望的情绪在现场蔓延开来，为首的法国军官伸出了手，要和斯皮尔斯最后一次握手告别，但接下来的一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那名法国军官突然跳上了飞机，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飞机就已消失在了机场上空，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德国的太大关注，整个法国都已倒在他们的铁蹄之下，一个名叫戴高乐的小小准将就算逃走了，又能掀起多大的波澜呢。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出生于法国里尔，他的母亲来自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而他的父亲曾参与普法，在退役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戴高乐的父母对国家有着强烈的热爱，他们热衷于讨论历史和时政，他们会说起八大的投降，普法战争的投降，这些事情无一不给年幼的戴高乐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这个小孩也关心起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等他长大一点，他去巴黎读了中学，置身于国家的中心，让他对国家的认同愈发强烈，很多年后他还会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光荣的标志更使我感动，圣母院迷人的夜景，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还有荣军院中符合的敌军军旗，他在巴黎也见证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他目睹了法俄同盟建立后沙皇的来访，在楼下跑马场举行的大阅兵，法国第一架飞机的起飞。那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报纸上每天都有各个流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不断交锋，出场的人物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出他们的智慧热情和雄辩，使我不禁为之神往。”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时代的湍流中，戴高乐敏锐地察觉到了战争的到来，但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还暗自向往。“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立下丰功伟绩，我相信自己将来一定有这个机会。”怀揣着这样的英雄梦，戴高乐在19岁那年考入了圣西尔军校，他决心做一个军人，也是在这一年戴高乐开始展现自己的政治嗅觉和军事天赋。他研究了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写出了长达7页的分析，他据教育条约所产生的长期后果，认为德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是将法国变成了他的死敌，德国已经被拴在了不惜局势紧张也要维护霸权的战车上，没有人看得到这种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
后来一战的爆发与戴高乐的判断如出一辙，戴高乐在军校里比较偏科。满分20分的情况下，他的骑术击剑和射击都只有10分左右，但它在军用地图、防御工事、地理历史中都得到了接近满分的成绩。第一年结束时，他在同届200多名学生中名列第45名，这个成绩将他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未来的兵种。在当时像他这样家境优越成绩不错的学生几乎都会选择当骑兵，骑兵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兵种，而且伴随着机枪和大炮的出现，骑兵渐渐退出了战场，也比较安全，但戴高乐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步兵，步兵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谁想要直面最恐怖的战争，谁就会选择步兵。
在驻地的选择上，戴高乐决定留守法国本土，他认为在不远的未来，法国与德国之间必有一战，他为此做好准备，重要的不是去争夺某一块海外殖民地，而是打赢这场法斗之间的决战。
抱着这样的想法，戴高乐来到了第33部兵团，而第33部兵团的团长正是贝当，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两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戴高乐和贝当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一点在他们首次共事的时候就表现了出来，贝当相信火力是最重要的，他喜欢大口径的火炮和难以逾越的战壕，反对盲目进攻，戴高乐则相信运动才是最重要的，部队必须保持机动性，在不断变化的运动中伺机进攻，这就意味着部队有时需要离开战壕，并舍弃那些难以移动的重心火炮。
“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戴高乐这样写道，他们的军事思想刚好分别代表了一战和二战，这让他们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不过眼下这些分歧都是无足轻重的，没人会去在意一个上校和一个中卫的争论，他们还有一场世界大战要打，每一个士兵都会记得自己的第一场战斗，戴高乐也不例外，二十年后他仍能回忆起，当他们走向一战前线时，每个人脸上忧郁沉重的神情，大家在越来越近的炮火声中说说笑笑，试图忘记自己可能马上就会死掉，但战争终究还是来临了，子弹如雨点般落下，炮弹就爆炸在他们头上，侵入他们内心的不是恐惧，而是疯狂，戴高乐的大腿开始发麻，他怒吼道：“第一排同我一起前进！”，他们要在枪林弹雨中穿越一道公路，他机械地跑动着，突然感觉自己的膝盖仿佛被鞭子抽了一下，他摔在地上，周围的四个战友也在一瞬间被击倒，一个人倒在了他身上已经死了，他认出了那是中士德布。
戴高乐就这样倒在了遍布尸体的公路上，他感到自己的一条腿已经失去了知觉，而前后左右都是子弹的炸裂声，他开始爬动，从尸体和奄奄一息的商城中爬过，他不停地爬，最终捡回了一条命。
戴高乐的关于战争的一生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多一战老兵和他有相似的回忆，他们被称为战火中的一代。
透过这场战火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身影，那时的希特勒正骑着自行车传达军令、丘吉尔作为营长在鼓舞他的下属、戈林驾驶着战机穿梭在战场上空，墨索里尼正在狙击枪的瞄准镜里搜寻敌人，他们都参与了这场浩大的战争，从没想过彼此还会在下一场更加浩大的战争中重逢。
戴高乐在一战战场上两次受伤，又两次返回前线。1916年2月底，戴高乐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向凡尔登进军。戴高乐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敌人决定上门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如果在今后的几周里您只收到不寻常的消息，请您不要惊慌，戴高乐的预感是正确的，这是最惨烈的一战，大地在不停颤抖，爆炸声大的初期所有电话都被切断，所有外出的联络官都牺牲了。最后一名联络官赴山归来，他带回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戴高乐明白他们被包围了，他率领部下发起猛攻，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事后的一份军事报告写道敌人越过防线，从四面八方进攻第10列，戴高乐组织部下孤军奋战，所有人都在战斗到弹尽粮绝，最终一名德军的刺刀刺穿了戴高乐的大腿，他被狠狠摔在地上，等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俘虏了，戴高乐无法接受被俘的命运，战友们都还在战场上厮杀，而自己却无所事事地呆在战俘营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部队，重返战场，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越狱。他和两个同伴决定挖地道逃生，但他们的地道被发现了，他们随即被送往英格尔施塔特第九要塞，这是一个人才集中营，专门关押有越狱全科的战俘。和戴高乐同一牢房的是一个沙俄军官，此人被俘前6次受表彰，被俘后又成功越狱，逃亡26天一直跑到德和边境才被抓住。
戴高乐和他一见如故，他们两人交流了许多公益战争的看法，未来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未来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就这样相遇了，那时他们都默默无闻，还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将会意味着什么。他们在监狱里谈起了坦克，一战中坦克刚刚被发明出来，实战意义比较有限，但戴高乐和图阿切夫斯基都从坦克身上看到了无限的潜力，这种武器完美的这样速度火力和装甲结合在了一起，必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两人谈到兴奋处往往滔滔不绝，暂时忘却了失去自由的种种痛苦，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让他们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40多年后，戴高乐还写下了一本《图哈切夫斯基的事业》，以无比感激的心情回忆起两人在战俘营的往事。第九要塞虽然戒备森严，但终究困不住他们，两人先后成功越狱，图哈切夫斯基比较幸运一路逃回了俄国，但戴高乐在前往瑞士边境的路上被德国小镇的居民发现了，他后来又三次越狱都以失败告终，戴高乐在监狱里只能整天学习德语，以至于最后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还给狱友们上课分析一战的得失，漫长痛苦的监狱生活，让戴高乐变得更加坚韧，也给了他很多时间反思，沉淀自己对于军事的理解，军事思想渐渐走到了时代前列。
1918年年末一战结束，戴高乐终于被释放，但他并没有多开心，他为一战的结局感到不满，这不过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这种和平是一块肮脏的遮羞布，遮住那些没有满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怒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戴高乐再一次遇见了未来，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而且是在德国人的愤怒之下，当他的许多同仁还在尽情享受和平时代，被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驱使着，他要在战火中继续磨练自己，哪里有战争他就去哪里，很快苏波战争爆发了，戴高乐作为一名支援波兰军队的法国军官参战，当他走上华沙城头时，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对手率领着10万红军的苏俄西线总司令，正是他的狱友图哈切夫斯基，华沙一战图哈切夫斯基的不败神话被打破，在毕苏斯基的率领下，波兰军队中战胜了苏联红军，戴高乐并没有在其中发挥多么关键的作用，他当时军衔不高，主要是为波兰人训练军官，但华沙战役对他的影响很深，在这场战役中运动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波军对红军左翼突然发动反击，使其溃不成军，令戴高乐更加坚信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而要想完美地进行运动战可必不可少。
戴高乐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他在1921年的军事报告中写道，坦克应当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一语道破天机。当时主流观点都认为坦克应该分散到各部队和步兵一起行动，为步兵提供掩护和火力支援。但戴高乐发现如果舍弃行走缓慢的步兵，把所有坦克都集中到一起，组建一个全是坦克的装甲兵团，其速度和突破能力都会显著提升，它就如同钢铁组成的洪流，能够快速的不可阻挡的冲破敌军防线，在高速灵活的运动中爆发出惊人的攻击力。
戴高乐沿着这一想法继续思考，在回国后写出了多本军事著作，他提出法国应当建立一支常备的机动突击部队，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就投入战场，避免敌人（主要指德国）抢占先机。这支部队由6个装甲师组成，每个装甲师都有1个坦克旅，1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其中步兵旅全部由车辆运输，使其能跟上坦克旅的速度。每个装甲师还要配备一个连队的空军，其中包括侦察机、截击机和战斗机。戴高乐还设想了具体的战争过程，敌军的壁垒一旦被突破，机械化部队就能以扇形在敌后展开攻击他们的要害，把他们的阵地打得稀烂，敌国的防御力量被摧毁到一定程度就会自信崩溃，这些观点可以说是颇有见地，但他们在法国并未引起重视，反而在德国很受欢迎。
希特勒的参谋人员很重视戴高乐的书，以至于希特勒甚至叫人把戴高乐的书读给他听，这些事传中到戴高乐耳中，他再也坐不住了，我绝不能容忍敌人装备制胜的武器，而法国却没有。戴高乐先生和报刊兵器合作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关注。他又找来了曾担任内阁大臣的议员保罗林诺，联络将戴高乐的主张带到了议会里，通过演讲和提案让其想法为政府所熟知。
但是总的来说戴高乐的支持者寥寥，而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正是他曾经的上司贝当为首的军方守旧派，贝当等人靠着动员防御战壕和大炮打赢了一战。这套战术为他们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和地位，再加上他们已经年迈日趋保守，并很难接受戴高乐的想法。贝当断言坦克和飞机并没有改变真正的基本因素，法国的安全主要应该靠连绵不断的防线。
魏刚将军也站出来说，我们已经有了机械化、摩托化和骑兵化的后备队，没有什么可建立的，一切都应有尽有了。就这样戴高乐的改革计划被陆军委员会否定了，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和历史。戴高乐本人也因此被孤立，他只能绝望地看着他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失败，他看着希特勒把军队开进了莱茵兰，在慕尼黑把英国和法国耍得团团转。“对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只感到痛苦。”
直到二战爆发，德国靠着装甲部队横扫波兰，即将入侵法国时，戴高乐的想法才得到了一点重视。法国政府临时拼凑了4个装甲师，并任命戴高乐为第4装甲师的师长。此时戴高乐比任何人都清楚，法国的失败早已注定，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顶了上去。战争虽然是毁灭性的，但军人要拿出军人的气概来，1940年5月戴高乐走上了二战的战场，他一路上看到许多逃亡的法国民众，还有被德军击溃，把武器都丢了的法军士兵，他又听说古德里安甚至向投降的法军喊话，快把道路让开，我们没有时间俘虏你们，这一幕幕景象深深地刺激了戴高乐，他心中燃起一股怒火，这一仗真是糟糕透了，但总得打下去，说起打仗这世界还宽得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打多久，只要还没打垮敌人，血洗国耻，我就决不罢休。
往后戴高乐的一切努力都在那一天决定了，他率领的第4装甲师是当时罕见的能够抵挡德军攻势的法国部队，他收拢沿路参军不断向前挺进。硬生生地在德军战线上刺进了4公里。消息传到后方，一些难民停止了逃跑，因为他们听说竟然还有一支法国军队在前进。我们可以从一名德军军官的回忆录里看到戴高乐给他的敌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5月28日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军以强大的装甲部队向我进攻，在余地和高盟之间突破阵线，我们的反坦克防线被击溃了，步兵也撤退了，不利的消息大量员工指挥部前线各营完全失去联系，我们的士兵被法军的坦克吓破了，胆损失惨重，然而戴高乐的部队最终也只是孤军奋勇，在其他战线法军已经节节败退，局部的一点成功挽救不了全局的失败。
大厦将倾之际，戴高乐被提拔为准，将从前线调回了巴黎，他发现法国政府已经笼罩在一股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下，他询问法军总司令魏刚，德军渡过马恩河之后，打算如何应对？魏刚回答说那就完了，戴高乐都被惊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全世界完了，法兰西帝国完了，戴高乐这是在提醒魏刚，就算法国本土沦陷了，他们还可以去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继续抵抗，法国的盟友英国也还没有沦陷，但魏刚只是绝望地笑了笑，法兰西帝国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至于全世界，当我们在这里被打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与德国合台。紧接着魏刚竟然谈起了他们向德国投降后，德国人会不会留给他们足够的军队来维持秩序，戴高乐再也不想和他聊下去了，这个人已经放弃了战斗，而只想为自己找后路。戴高乐后来又遇到了贝当，他希望这位老年帅重燃斗志，但贝当意志消沉，认定了法国将会失败。
戴高乐从这些人身上看不到一点希望，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就算只有他一个人他也要继续打下去，去英国去非洲，天地偌大总有很多人较量的地方，戴高乐成为了一个逃亡主义者，他和贝当魏刚这些失败主义者最大的区别是他并不相信法国最终会失败，他是为了胜利而逃亡，在逃亡的路上他没有一天不想的卷土重来。戴高乐找到已经当上法国总理的保罗雷诺努力说服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资源往北非继续战斗。雷诺同意了，但他并没有勇气把贝当的人踢出政府，戴高乐对此担忧到：“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意见，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贝当等人只会按他们的方式发展。”
没想到一语成谶，雷诺很快就被迫辞职。贝当上台，戴高乐明白新政府不会放过自己的，他必须马上动身，他走得很匆忙，只有一个副官跟随他，当他跳上那下逃亡的飞机后，贝当政府将他开除公职并宣判他死刑，戴高乐就此孑然一身，我感觉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命运就是这样选中了他，让他再造法兰西。戴高乐首先逃往了英国，是当时唯一还在于德国战斗的国家，它的支持尤为关键。
当丘吉尔在伦敦见到戴高乐时，这位英国首相是略感失望的，他当然希望还有人能代表法国继续战斗，但戴高乐的职位太低了，他位不过准将既没有名望也没有地位。而贝当领导的维希法国政府是经过了一套合法程序上台的，这个得到所有国家承认的正统法国政府无疑会宣布戴高乐是叛国者。丘吉尔看着眼前这个一无所有的叛国者问道：
“你能代表法国吗？”
戴高乐回答道：“当然的，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出卖他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到入侵，政府要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政战事政权。”丘吉尔被说服了。他感到戴高乐正是为法国应运而生的人，当时丘吉尔也处在投降派的包围中，他从戴高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随即力排众议同意让戴高乐使用BBC广播电台发表演讲。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坐在播音室里，前一天维希法国宣布了投降，而今天又正好是滑铁卢战役125周年纪念日，历史与当下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股令人绝望的阴霾，而戴高乐就是要刺穿这阴霾，要在这法国最低谷的时刻向他的民众发出战斗的号召。他将目光盯住了麦克风，如同人格化的法兰西一般开始了他的演讲，告法国人民说：“那些多年来统帅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组建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以军队失败为借口，同敌人进行了联系，决定停止战斗。然而失败是否已经注定了？不是！这场战争不仅仅局限于法国本土，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今天我们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击败，将来我们定会用更强的机械化部队战胜敌人。世界的命运就在于此，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请求现在在英国或即将来英国的法国官兵、工程师工人到我这里来会合，不论发生什么法兰西抵抗斗争的火焰都不应熄灭，而且永远也不会熄灭！”
戴高乐用这番宣言告诉了世界并不是每一个法国人都选择了投降，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真正听到他广播的法国人并不是很多，但这段演讲依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法国报纸发表了这篇演讲稿，戴高乐将军还在抵抗的消息，也在法国民众间口口相传，一面新的旗帜就此树立了起来。在戴高乐的号召下，每天都有志愿者从法国逃到英国，他们一路上要躲避警察，冒着被抓进去中年的风险，费尽千辛万苦才能赶来，但这些都挡不住心怀热忱的人们，一个月后戴高乐就从无到有拉起了一支7000人的队伍，自由法国诞生了，他将逐渐成长，直到拉动整个帝国跟着他前进。
自由法国的人们曾经幻想，只要他们振臂一呼，那些尚未沦陷的法国海外殖民地就会引起响应，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惜这只是美好的想象，绝大部分殖民地都宣布效忠于维希法国，整个非洲只有乍得响应了自由法国的号召，戴高乐不得不开始对法属殖民地展开争夺。幸运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广泛传播，在许多殖民地内部悄然分裂出了戴高乐派和维希派，前者是戴高乐的坚定支持者，代高的派出使者，与他们里应外合发动政变，他们采取突然袭击和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往往只靠几十上百人就能夺取一方政权。到1940年8月底出家，除加蓬外的整个赤道非洲都被戴高乐所掌控，非洲的其余殖民地深受震动，支持自由法国的群众游行开始出现，政府当局也陷入了摇摆之中。
戴高乐决定乘胜追击占领西非的重要港口，达喀尔。达喀尔金库的要塞由重兵把守。戴高乐本想在英军的掩护下先在克兰克里登陆，再从目的上向打卡进军，将其攻陷，但丘吉尔觉得这样时间太长了，他想出了一个馊主意，直接把盟军舰队开到达喀尔去。
在出生的旭日下达喀尔的居民看到远方出现了一支庞大无比的舰队，总部感到如果他反抗他就会垮台，他也许会为了容易放两枪，但不会再打下去，当天晚上他就会和你举杯共饮，戴高乐被说服了，但他很快就发现达喀尔的守军可不只是放两枪，他们在布瓦松总督的指挥下猛烈炮击来袭的盟军舰队，维希政府也派出了三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前来支援，我们的舰队顿时落入了下风，戴高乐发现眼前的一幕是多么荒诞，他本以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是德国人，但不停阻碍他的却是法国人，维希政府向德国屈膝求和缠眉之急，以至于竟然调转枪口，对自由法国之间还在抵抗同胞扣动了扳机。
戴高乐不忍心看到法国人自相残杀，也清楚这一战没有胜算并停止了行动。
达喀尔的势力没有阻挡他前进的脚步，两个月后加蓬战役取得了胜利，整个赤道非洲都飘扬起了洛林十字旗，戴高乐就此用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力，他不断扩充自由法国的军队，将其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法西斯战斗中，他们参与了东非战役、叙利亚战役、北非战役在比尔哈吉姆他们曾对着隆美尔麾下的德国驻非洲军团，在敌人兵力10倍于自己的情况下，打出了1:10的交换，阻挡敌军18天，其战绩之突出，让希特勒都不兴赞叹法国有仅次于德国的最好的士兵，等到后来美国参战二战战场现在局面也明朗起来，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美国不承认戴高乐是法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转而扶持临阵倒戈的维希海军司令达尔朗。
罗斯福明面上给出的理由是戴高乐是自立上台的，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但罗斯福真正担心的是戴高乐独立性太强了，由他统治的法国在战后不会被美国所操控，罗斯福的想法让丘吉尔也产生了动摇，他也一直觉得戴高乐太难掌控了，戴高乐忍不了了，他不会坐看胜利果实被窃取，他积极联系国内外抵抗势力获得了他们的一致支持，很快就传出一种声音，只有戴高乐才能领导法国抗战。戴高乐还向丘吉尔描绘了，如果自己现在会发生什么，军事上你们可能打胜仗，但在道义上你们要吃败仗，而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斯大林。
戴高乐这是在提醒丘吉尔，当时法国最大的抵抗势力除了他就是法国共产党，如果用达尔朗强行换掉自己，法国就很可能会导向共产主义。
同样的意思很快也不传达给罗斯福，罗斯福掂量一下，就发现相比于戴高乐自己还是更害怕斯大林相比于一个独立的法国，自己更害怕一个红色的法国，除了口头上的交锋，戴高乐还让自由法国尽可能奋战于美出战场，他们参与了意大利战役和诺曼底登陆，还派出了空军支援苏联。戴高乐明白就多出力，才能让自己让自由法国获得全世界的认可。
诺曼底登陆成功后，法国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就在这时罗斯福又给戴高乐使了个绊子，他指使艾森豪威尔推迟进攻巴黎，因为他打算与维希法国总理赖法尔合作，等赖法尔在巴黎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再由联合政府来迎接盟军进程。届时这个政府就是盟军承认的法国合法政府，他们会给戴高乐留有一席之地，但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来自维希法国，战后他们便会将戴高乐排挤出去。罗斯福的这点心思戴高乐都清楚，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必须立即向巴黎进军，否则他又让呼啸的第二装甲师脱离盟军指挥，独自进攻巴黎，艾森豪尔被说服了。
1944年8月26日，在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戴高乐走上了巴黎街头，四年前他怀着一腔孤勇逃离了这座城市，四年后他回来了，带着数十万大军回来光复他的祖国，他从凯旋门一路走到圣明约，数百万法国民众沿途迎接了他，“我激动而又镇静地走着，努力看清这人朝中的每一个浪头，想把所有人的形象都映入眼帘。”
那一天他记住了眼前的人民，正如人民记住了他。
当我们回望过去会发现在1940年的夏天，从没有人告诉戴高乐应该怎么做，也从没有人指望他做些什么，他位卑言轻名不显实，法国本不应由他来拯救，法国也轮不到他来拯救，他大可以向无数法国军官那样听从上级指示，放下武器，在新的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或是像一些人那样，辞官归隐不问世事，但戴高乐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他孤身一人挑起了命运未曾托付给他的重担，总是单枪匹马也要去拯救他的祖国。纵观二战全局自由法国的贡献不是很大，但他对于法国却意义非凡，他直接决定了法国是一个战胜国，而不是战败国。
戴高乐守住了法国最后的气节，粉碎了美国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的野心。在战后戴高乐一度因政见不合而辞职下野。当法国殖民地独立浪潮中风雨飘摇时，又是他站了出来，开创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同为殖民主义者，他比丘吉尔更识大势。当意识到旧殖民体系难以为继时，他冒着被暗杀的风险同意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转为从经济文化上对非洲进行控制，使法国至今还在非洲保留了大量影响力。
在国际上戴高乐不屈从美坚持独立外交，他与德国和解，共创欧洲共同体，他与新中国建交冲破冷战桎梏，在经济上他不断改革，任内法国GDP首超英国，延续了三十年辉煌，在国防上他力主发展核武器，当美国拿着核大棒威胁四方时，戴高乐表示法国的核武器可以指向任何方向，包括美国。
很多年后当人们疑惑于一个二战中三十九天就投降的国家，何以在战后升居五大国之列时，他们会发现答案可能很简单。
因为法国还有戴高乐。
参考资料
《战争回忆录》夏尔戴高乐
《希望回忆录》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传》德拉戈而斯
《戴高乐传》布莱恩克洛泽
《戴高乐传》查尔斯威廉斯
《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傅树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