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用什么去回望呢？是沧桑的皱纹，阵痛的指节，还是残缺的双腿？暴雨前飘走的最后一片云，晴天里落下的第一滴雨，还是阴天上暗涌的波澜？
我是不很常向回看的。回忆得稍微远些、于我而言，更多像件任务，而非是享受。总是不自觉地保留、隐匿、遗忘，这是我怎么也改不了的。
如是我闻。今天不适合写作。僵直的手指不适合敲击键盘，混乱的头脑不适合炮制思绪，冰冷的天气没有什么可做的。除了围坐在壁炉篝火旁，絮絮地谈话，或者安静看场电影。
如是我闻。十二月初就好像进入了极寒之境，生活完全不再是我熟悉的面貌了。好像一夜之间便跨过了千山万水。的确，昨天也端的是千山万水之外了。设若可以选择踏上一段旅行，去寻找自己的昨天，那岂不是涉水拔山的功绩了呢。今天一直在听Cohen的那首纯音乐——名叫烟草或者什么。电子和声器模拟的钢琴和厚重弦乐，让我觉得像隔夜的摩卡。温存早已散尽了，只是尚且残留几层靡靡的触感。
如是我闻。有三年没有给她们写信了。每到圣诞都会想到那些我未曾复音的信件。我深知收信不回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可时过境迁，我还能说些什么。道歉吗，寒暄还是问候呢。该谈政治吗？当然不。但这样的东西早已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办法抹去了。十年之后，我还能写下什么呢？——或者传送email也是好的。但那总归不是信件罢。应该提醒她们疫情吗？或者询问对种族的看法？当然，我相信她们都是民主党支持者吧。May的丈夫除外；他们大抵都回到得克萨斯了。拜登当选，她们的生活一定是有所变化的。不过波士顿的生活能够有什么变化呢？加拿大鹅一年一度迁徙，国庆节会在查尔斯河畔放烟火。感恩节吃火鸡，万圣节吃糖果；圣诞节和情人节互送贺卡。这便是一年了。会变吗。
如是我闻。华盛顿的樱花我没有赶上。明信片在半年前被我尽数丢弃了。要问我后悔吗？我会避而不谈。
Palm beach上的贝壳和被我划满里程标记的小本也是没了。可以说是我蓄意。要问我是在逃避些什么吗，我会目光游离。
如是我闻。Sailem的沙滩上有彩色毛玻璃。大抵是碎的啤酒瓶被大海冲刷，变成了圆滑的形态，像石子一样。小时候不懂事，还以为是什么奇特种类的岩石。那是烧死、绞死、屠杀女巫的地方。彼时怎么可能联想到“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之际遇与磨难呢。
到普利茅斯那天下着雨。漫山遍野的雾气弥漫，颇有几分五月花号初上岸时的迷蒙了。那里有个观鸟站，我买了一副小照片。
奥兰多有沼泽。在那里乘船，看满树蒙络摇缀的地衣。之后是快艇，马达的声音好大。我看到了树上的鳄梨。
彼时候是有真正用心旅行、用心看世界的。出行前的一个月都会兴奋雀跃不已，将望远镜、放大镜一类的东西早早码放在小书包里。Elmo backpack，我一贯这样称呼它。
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一年成为了我童年的总和。虽然我并不会选择时常回去，但似乎一切的一切都赐予了我无尽的光，支持我促使我不停地走下去。
已经走到这里了呢。不再有回头之路了。
09年的秋与冬和10年的春与夏我属于大洋彼岸。回到家乡，我还没有反应过来camera的中文是什么，应该怎么向爷爷奶奶表达、他们的chandelier很漂亮；便要上小学了的。
于是，在佛罗里达晒得黝黑的我入学了。
中文是一二年级最不擅长的科目了。别的小朋友们早早学了拼音、写字、乃至书法，而我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与简单数字。
后来逐渐还是与这个半生不熟的世界和平相处。纵使秋天没有成堆的落叶和苹果派，冬日不能滑雪橇，春天里买不到巧克力彩蛋，夏天没有停在公园旁的冰激凌车；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常常把周末花在图书馆少儿区，一本接一本地读着侦探小说。参加了管乐团，学萨克斯；彼时刚好读到一本名叫《我叫巴德不是巴弟》的书，主人公便是学这个乐器的；心向往之。还去女篮校队打球。若非棒球队不招女生，我的选择一定会变的。毕竟忠实地支持红袜子队。
眨眼之间就是六年。白驹过隙。能回想起来的事情还是有的。班主任热衷吟诵，我们都对那些曲折的调调完全不感冒。却还是因之而背下不少古诗文。《渔父》、《橘颂》、《短歌行》，都是那个时候便接触到了的。至今感激尤深。科学课上做过不少实验。种植物，测影子，还蛮有意思。因为英文不错，参与过所谓“英语小导游”活动，负责外宾导览。更多可以为此而逃掉一些无聊的自习与课。
来到银杏飘飘的附中是在16年秋。入学前又面试了管乐团。自己演奏了《查尔达什舞曲》。老师给了一篇试奏的谱子。我一下子认出，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太熟悉。很容易地通过了。凑巧的是，当时乐团指挥与我的班主任都姓“管”。并不是常见的姓氏。此外附中的初中没有女篮，于是我与棒垒球正式地相遇了。
初一的生活，完全是关于每周两次、从六点到八九点钟的乐团排练；关于搬运棒垒球器材时大臂的沉痛；关于意料之外还不错的成绩——好像不用太“学”也可以会一般；关于食堂二层的小笼包、酸辣粉，还有一群时刻黏在一起的朋友。就这样。
16年冬，随乐团再一次来到US。目标是中西部、明尼苏达州与北达科他州，交流访问。飞机延误，在洛杉矶停留一晚。我一向没有在旅途中睡觉的习惯，让我平静安心地入睡太难了；我从没有在外入睡成功。一个明亮的日出是我对LA的全部记忆。很可惜。
我记得Dacota连片的雪地，按说应是极寒中的极寒。水笔都被冻漏了的。可能因为穿得更厚，我并没有体会到温度计上的极寒。漫天的灰白色之间，有红顶的风车和房屋作点缀。我的唇膏是樱桃味的，从此这个气味与北境相连。记得读过这样一句话：“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 / 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俄罗斯也是极寒之地。
旅程一共大约十二三天，最后三天去纽约游览。《歌剧魅影》与马勒《第二交响曲》，都听了现场版。还赶着时间去到唱片店，我买回许多许多张碟。经典摇滚为主吧。我是个糟糕的乐手。不过听音乐、特别是摇滚方面，不能说很外行。毕竟听了太久、听过太多，不可能忘的。
17年的春读了很多顾城。“在金色的童年里寻蝉蜕”，我对这一句记忆特别深。夏随少年行活动去到景德镇，还有遥里、婺源。我好爱南方。此外离开了乐团。冬天读到了汪曾祺。
18年春，用力地投入地学习一段日子。秋天来到1+3的衔接班。这一学年也去到一些地方旅行，不提。
参与乐队是我当时的梦想之一。在罗丹老师的流行音乐课上，我第一次划响了电吉他——哇，失真好酷！排的第一首歌是Gala的《Young for you》。简单，欢快，成为我乐队生活的基调。之后又排过绿日的《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新裤子的《我们的时代》。又和新认识的朋友们一起，组了Alice in Chain乐队的《Men in the Box》。在新年前后第一次演出，在黑匣子。来听的人不多，多是社团内的朋友，但真的很开心。
彼时Daybreak乐队要在篮球杯开幕式上演出，缺贝斯手，便去了。服装设计展演的开幕亦然。
春天和三个朋友准备了一场纪念科特·科本的专场。十几首歌，难度很大。我弹贝斯。中间花了许多时间排演，过程也非常波折。但我永远记得演出那天，我穿了一件灰褐色的针织衫，碎边牛仔裤——四月，半冷不热。
谱子都记在心里了。四月四日，四个人都是。带了一个小本子记曲目顺序——演出中间没有停顿、没有报幕、不需要掌声。就让音乐这样延续下去，一个余小时：拨片划过贝斯钢弦时粗粝的钝感，失真尖锐地叫嚣，狂暴如骤雨的鼓点。
中场休息的时候主唱独唱了Alice in Chain的《Nutshell》。我坐在黑匣子冰冷的地面上，眼前蔓延的电线、连接线像盘曲的长蛇，把地面分成一个又一个区域。我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园地里，攥紧手里的拨片，闭上双眼。这一刻仿佛永恒。一位朋友把它用相机捕捉下来。于是的确成为了永恒。
告别乐队是在19年夏天。在南楼小剧场参演完最后一场流行乐队汇报之后，我并不觉得会有更绚烂的回忆了。就像“封笔”一般得一段时间内并不想进回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里：上课、排练、读书、记谱、回家。
一般意义上的“高一生活”我只有一半。疫情占了后半边。
七月回到学校，恍如隔世。